太上皇李淵的忠臣

隨著時間的推移，李世民手中的權力日益鞏固，大唐王朝也日益呈現出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榮的太平景象。

這樣的時刻，李世民終於可以騰出手來，做很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正月，李世民用一種陰冷的目光鎖定了朝中的一個大臣。

這個人曾經是武德年間滿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風光的一個人物；進入貞觀後，他仍然身居高位，名重一時。

他，就是時任司空的裴寂。

眾所周知，裴寂是晉陽首義功臣、李唐開國元勛，深得李淵寵信。登基之初，李淵就曾對裴寂說：“使我至此，公之力也！”隨後拜其為尚書右仆射，賞賜華服珍玩無數，並且每天賜以禦膳，臨朝之時，必引裴寂同坐，極盡恩寵之能事。《舊唐書?裴寂傳》稱：“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為比！”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劉武周進犯並州、橫掃河東，裴寂自告奮勇率兵出征，結果丟盔棄甲，鎩羽而歸。李淵只不過輕描淡寫地責備了幾句，表面上把他交給有關部門處理，實際上沒過幾天就把他放了，而且“顧待彌重”，恩寵不減往日；此後不久，另一個開國元勛劉文靜企圖與裴寂爭寵，卻被李淵和裴寂以謀反之名聯手鏟除。可見在武德一朝，裴寂第一寵臣的地位根本無人可以撼動。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李淵又擢升裴寂為左仆射，並賜宴於含章殿。裴寂故作謙恭地辭讓了一下，表示既然天下已經平定，自己就應該告老還鄉了。李淵一聽就急了，眼淚嘩嘩地下來，十分動情地說：“未也，要當相與老爾。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逍遙晚歲，不亦善乎！”隨即加封裴寂為司空，賜食邑五百戶，而且派遣一名官員天天到裴府蹲點，生怕他偷偷掛冠而去。從這件事情足以看出，李淵對裴寂的寵信早已超出君臣的範疇，可以說有深厚的私誼。

李世民即位後，一開始對裴寂也顯得恩寵有加，優禮備至。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他加封裴寂食邑一千，與前共計一千五百戶。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到南郊祭祀，返程時忽然命裴寂和長孫無忌與他共乘禦輦，以示尊崇。裴寂受寵若驚，不敢奉命。李世民笑著說：“以公有佐命之勛，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舊唐書?裴寂傳》）

恭敬不如從命。最後裴寂只好硬著頭皮與天子同乘而歸。

也許正是從“同乘”的這一刻起，裴寂就已經預感到危險的降臨了。因為李世民的那句話聽上去好像是一種莫大的恩寵，實則充滿了弦外之音。

因為，李世民所說的“佐命之勛”，無疑是在向裴寂強調——你佐的是我父親的命，不是我的。所以，與其說李世民是在誇獎裴寂，還不如說他是在警告裴寂——不論你有多大的“佐命之勛”，你終究是太上皇的人，而不是我李世民的人。

裴寂不無恐懼地發現：在新天子李世民的朝廷上，自己當初的“佐命之勛”不但不再是一種值得驕傲的政治資本，反而使他成了新天子眼中的一根芒刺，隨時有可能被連根拔掉。換言之，自己的榮寵到頭了。

裴寂的恐懼很快變成了現實。

貞觀三年正月，李世民突然頒下一紙詔書，罷免了裴寂的司空之職，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並且將他驅逐出京，遣返原籍。

當然，李世民要清除裴寂這種功高望重的元勛老臣，總是要找一個理由的。

或者說要找一個借口。

這次的借口緣於一個名叫法雅的和尚。

武德年間，法雅得寵於高祖，因而能夠自由出入宮禁。可到了貞觀初年，法雅的這項特權被取消了，於是心懷怨恨，散布了一些蠱惑人心、影響社會穩定的“妖言”，隨即被朝廷有關部門逮捕。兵部尚書杜如晦親自審理此案。本來裴寂和這個案子根本是八竿子打不著，可杜如晦親自審問的結果偏偏就扯上了裴寂。

據法雅供認，裴寂曾經聽他說起過那些“妖言”，可裴寂卻沒有及時上報。也就是說，裴寂犯了知情不報之罪。

有關部門查到了裴寂頭上，裴寂當然矢口否認。但法雅卻死死咬住他不放，令他百口莫辯。最後杜如晦從容結案，裴寂罪責難逃。

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一樁十足不合常理的案子。

首先，一個無關緊要的和尚說了幾句不痛不癢的牢騷怪話，居然把兵部尚書杜如晦都驚動了，這不免有些殺雞用牛刀之嫌；其次，杜如晦除了兵部尚書的身份外，還是皇帝李世民的心腹重臣，這就更容易讓人產生微妙的聯想；最後，單憑和尚法雅的一面之詞就認定裴寂有罪，似乎也顯得過於草率。畢竟裴寂的職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雖說沒有掌握實權，但也是堂堂的開國元勛，如此草率將其定罪，其背後的真正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