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霸道擇王道（第3/4頁）

除了正心誠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現也堪稱歷代帝王的楷模。

眾所周知，在古代中國，作為一個君臨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許就是縱欲；而最難修煉的品格，無疑就是寡欲。

對於大多數皇帝而言，坐在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其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放縱並且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

在他們看來，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從眾多的古代皇帝中脫穎而出，成為後世廣為傳頌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這一點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貞觀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來打算修築一座宮殿，連所需的各種建材都已準備妥當，可思前想後，李世民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打算。

對此，李世民曾有過一段精辟的論述。他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關於李世民力行節儉所產生的社會效果，《資治通鑒》總結說：“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雖然司馬光的評價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在貞觀時代的二十三年間，李世民並未將節儉寡欲的政風一以貫之地堅持到底。但是起碼在貞觀初期，李世民在這方面的表現還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時，李世民還有一個“省費”的大動作，就是大力精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

古代中國常有“十羊九牧”之說，意思是衙門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十個百姓就要供養九個官吏。隋文帝時，曾經把東漢末年以來的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二級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十羊九牧”的狀況。但是從隋大業年間起，“豪傑並起，擁眾據地，自相雄長”，李唐崛起之後，群雄相率來歸，李淵“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

李世民在執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於是從貞觀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兩項重大改革：一是合並州縣，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將武德年間增設的州縣予以裁撤合並，其次是根據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國劃分為十道：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這個道不是行政區，而是相當於監察區。此後，李世民多次派遣簡點使、觀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會要》）。

在裁撤合並地方行政機構的同時，李世民又對房玄齡說：“官在得人，不在員多。”於是責成房玄齡精簡中央政府機構的官員。有隋一朝，長安的各級官員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經過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員精簡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節約了行政開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隨著李世民對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實踐得以展開，大唐帝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力蒸蒸日上，開始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歷史時期。

史稱：“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然而，這種四海升平的繁榮景象卻是來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對的是一個“霜旱為災，米谷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的局面。貞觀元年，關中饑荒，物價飛漲，一鬥米的價格漲到了與一匹絹相當；貞觀二年，全國又遍地蝗災；貞觀三年，有些地方旱情嚴重，而有些地方卻又洪澇成災……就是在這樣一個艱難的局面下，李世民卻能矢志不渝地堅持王道路線，“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並且“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所以到了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整個帝國的形勢便煥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鹹歸鄉裏，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貞觀政要》卷一）；而多年來一直侵擾中原的東突厥也在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對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為感慨地對群臣說：“貞觀之初，很多人都堅持認為，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獨魏徵勸朕推行王道；同時很多人上疏說：‘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說：‘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可魏徵還是勸朕說：‘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采納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幾年，果然收到了‘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長久以來一直是中國的勁敵，而今頡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長甚至成了朕的帶刀侍衛，各部落皆服中國衣冠，所有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