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霸道擇王道（第2/4頁）

所謂霸道，是指君主憑借權術、暴力和嚴刑峻法進行統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完全不服從周王室的統治，競相以武力與權謀進行殺伐和兼並，於是產生了齊桓公、秦穆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等所謂春秋五霸，從而構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論基礎。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認為，王道與霸道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是以道德和禮義感化人民，而後者則是以強權和武力鎮壓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讓人“心悅而誠服”。（《孟子?公孫醜上》）由此可見，類似春秋五霸那樣的事功在儒家學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術當然也為絕大多數的後世儒者所不齒。

發生在武德末年的這場事關國家施政方式的高層辯論，只有魏徵一個人堅持王道，而以封德彝為首的朝廷重臣則普遍傾向於霸道。

然而，最終結果卻是魏徵勝出了。

因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眾議，最終選擇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為李唐王朝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方式。不久後，李世民就在朝會上對文武百官公開宣布：“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在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從此，李世民開始不遺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處就是寬減刑罰。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與群臣討論當時社會上的犯罪現象，有人依舊未脫“亂世用重典”的舊習，強調“重法以禁之”，李世民當即一臉不悅地說：“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賦繁役重，二是官吏貪求，所以饑寒交迫，才顧不上禮義廉恥。以朕看來，對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費，二是輕徭薄賦，三是選用廉吏；如此一來，百姓衣食無憂，自然不會犯罪，又何須用重法！”

貞觀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弘文館諸學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員，共同討論修訂律法，把五十多種絞刑條款全部廢除，一律改為“斷右腳腳趾”。修訂之後，李世民還是覺得此刑過於殘酷，於是對朝臣說：“廢除肉刑，由來已久（中國廢除肉刑始於漢文帝劉恒，但後世多有恢復，至隋文帝楊堅才再次廢除）。朕以為不可再傷害百姓肢體，所以此法仍須改易。”有人隨即提出，將“斷右趾”改為流放三千裏、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詔批準。

作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礎，政治領袖必須率先垂範，努力做到正心誠意、克己制欲。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義，正所謂“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這方面，李世民並非一開始就能做到，而是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思想轉變。執政初期，李世民的統治方式跟歷代君主一樣，並不排斥“以權謀禦下”的帝王術。有一件“反腐敗”的案子足以說明這一點。

在當時的長安官場，官員貪汙受賄的行為十分普遍。李世民對此深惡痛絕，決定懲治腐敗，於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賄”，試圖以此引誘官員上鉤，然後殺一儆百。（按照黃仁宇先生的說法，當今美國政府也有類似做法，稱為“敲詐行動”——sting operations。）此計一施，馬上有個官員掉進了陷阱。雖然“受賄”的數額很小，僅僅是一匹絹，可李世民還是勃然大怒，準備殺了這個官員。民部尚書裴矩力諫，說：“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李世民聞言，頓時醒悟，隨即收回了成命。

這件事情之後，李世民就斷然拋棄了類似的做法。

貞觀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請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問：“你說的佞臣是誰？”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確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個辦法，很容易就可以試出來。請陛下在與群臣交談的時候佯裝發怒，借此試探，如果是執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順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擺擺手說：“君是國之源，臣是國之流；若源泉渾濁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詭詐之術，如何責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慣以權譎小術對待臣下，常暗自引以為恥。所以，賢卿之策雖善，但朕不能采納。”

此事足以證明，經過“王霸之辯”後，李世民確實下定了“以至誠治天下”的決心，所以才會將慣用的帝王術視為一種可恥的行為。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此後二十多年的執政生涯中，李世民也並未全然摒棄帝王術。在權力控制的過程中，他也難免會運用一些“胡蘿蔔加大棒”的禦下手段，只不過這種手段絕對要比敲詐行動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