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無聲的戰爭（第2/23頁）

劉湘對自己的優缺點也看得很清楚：“我比他遲鈍，但凡事經考慮決定後，絕不中途變更。”

生活永遠是那麽神秘，那麽難懂，好像一本厚厚的無字金書，不過在歷經磨難之後，反而會越讀越有味道。隱隱然，劉湘又有了類似於重慶“新野崛起”時代的那股氣勢和希望。

他說：“今後我要對桑梓有所貢獻，造就理想四川，必須延攬人才。”

“七訓”只是培養本地人才，劉湘開始從外省引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晏陽初。

劉湘專門劃出一個縣作為實驗區，供晏陽初等人從事農村建設和平民教育，在當時頗有影響。

就在劉湘意氣飛揚之際，他的世界卻忽然被外來者給攪亂了。

想當初宣布門戶開放時，劉湘曾遭受到四川朝野輿論的巨大壓力，許多人說他是在“引狼入室”，這使他一度頗為擔心。

不過這種擔心很快便被證明為多余的。

參謀團到重慶初期，給人的印象是“臨時派遣”、“編制簡單”、“權力不大”。參謀團主任賀國光為人低調，最不喜歡拋頭露面，他的身份可相當於欽差大臣，但從不以此炫耀，無論聽匯報還是下指示，都以“客位”自居。

川中百姓過去見慣了滇黔軍和北洋軍的飛揚跋扈，覺得很是新鮮，對外來者的看法也逐漸發生改變。

1935年3月1日，蔣介石首次乘專機抵達重慶。除劉湘親自到機場迎接外，街道兩側擠滿了成千上萬的民眾，他們手持書寫標語的小旗，高呼歡迎口號，對“中央”已不是抵制，而是歡迎。

老百姓的願望說穿了，其實非常簡單，甭管你們誰稱帝，誰當王，能保證每個人都有飯吃，能過上太平日子，就阿彌陀佛了。當時四川飽經戰亂，在紅四方面軍入川後，川軍又連吃敗仗，民心為之惶惶不安。大家朝思暮想，都期冀著四川能在“中央”的扶助下，趨向穩定和好轉。在這種情形下，再沒什麽人提“引狼入室”，對劉湘開放門戶的爭議也隨之煙消雲散。

劉湘不用為別人擔心了，他需要擔心的是他自己。

蔣介石初到重慶時，還比較注意克制，處處尊重劉湘，除指揮軍事行動外，一般不直接插手四川的地方事務。即便軍事方面雙方也涇渭分明：蔣介石用行營的名義調度滇黔軍及“中央軍”，劉湘則通過剿總，向川軍發號施令。

可是好景不長。

蔣介石在重慶的公開講話不再客客氣氣，而是經常夾棒帶刺，批評這個，數落那個，首先成為槍靶子的便是川軍將領的排場。

川將外出，像劉從雲那樣乘八擡大轎，掌“天下兵馬都將軍”旗的固然不多，但熱鬧是一定的，經常是隨行衛隊前呼後擁，呼啦啦地跟一大群。

老蔣的批評視角倒也獨特，他不是說川將不能有衛隊，他說衛隊不像話：小汽車門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帶槍衛兵，有什麽必要？人家要伏擊你，不是正好一槍一個嗎，太落後了。還有，衛兵既佩手槍又背馬刀，刀柄上系一紅綠綢巾，以為你們還在清代？野蠻！

蔣介石對川將的觀感，歸結起來就是四個字：“野蠻落後”。說的是川將，但作為川將盟主的劉湘，臉面又往哪裏擱？

四川積弊既久，讓老蔣看不慣的東西自然不在少數，“衛隊問題”不過算是雞蛋裏挑骨頭，諸如抽鴉片之類，更是事實俱在，想賴都賴不掉。

微博罵人一向都是件很吸粉的事。蔣介石在台上扮老憤青，慷慨激昂，滔滔不絕，台下則掌聲雷動，一片叫好，只有劉湘一個人陰著臉坐在那裏一動不動。

其實這只是遲早的事，因為蔣介石與劉湘不同，他的人生規劃是奔著另外一個方向去的，狐狸尾巴夾得再緊，該露還是要露出來。

以後隨著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進入西康，蔣介石相應也移駕成都，成都由他帶來的憲兵駐守，其公開講話一次比一次規模大，聽眾也越來越廣。

據說同為川人，成都人與重慶人的性格還有所差異，重慶人較火爆一些，成都人相對閑適淡泊，喜歡三三兩兩地在小茶館擺龍門陣或推麻將，因此集會時人數一般不多。

有蔣介石出席的成都集會，每周舉辦一次，一次就能召集千人以上，這些人均為成都各界代表，顯然是件頗不尋常的事。

1935年7月15日，成都召開“新生活運動”擴大宣傳大會，參加人數達兩萬余人，達到參謀團入川以來，蔣介石公開出席政治活動的最高潮。

至此，四川人大多知道了“救國救民的蔣委員長”，劉湘的角色被越來越邊緣化。

在輿論上占得優勢後，蔣介石更加不把劉湘當一回事，理由很簡單：既然找到了拉面館的師傅，自然不用再老吃方便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