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組織起來：計劃文學的萌芽（第3/7頁）

10個軍人可以消滅100個武裝平民，因為軍人是有組織的；一個生命可以抵禦億萬病毒的侵襲，可以愈合肌體創傷，可以大量占有和毀滅非生命物質，因為生命是有組織的；一個政黨可以從無到有，從星星之火到療原烈焰，因為政黨是有組織的。“組織”的威力隨著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的飛速進步愈來愈為人們所發現和重視。石墨和金剛石是由相同的元素所構成，區別只在於“組織”方式不同。20世紀人類哲學思想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系統論、結構論思想的發展，“整體”的觀念、“組織”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一個劣勢系統如果要趕超優勢系統，改變自己的不利處境，最佳的選擇便是調整自身的組織方式和組織狀態，因此當一個落後民族發現自己的組織狀態很糟糕甚至根本談不上有組織時，它自然會從心底迸發出一聲呐喊：“組織起來！”從清王朝的覆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這38年間，正是中華民族重新建構自己的組織狀態的大調整、大轉型的歷史時期，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意識形態，總體的趨勢都是走向組織、走向計劃。1921年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則標志著民族文化中最自由的一部分也開始列隊看齊——計劃文學萌芽了。

計劃意味著效益。文學研究會其實還談不上具有詳細的計劃，只是有一份大體的粗線條的綱領而已，但他們憑此就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戰果。

在創作上，文研會標舉“為人生”的大旗，普遍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注重文學的真實性，注重西方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成就，寫出了包括“問題小說”、“鄉土小說”等一系列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優秀作品。

冰心的《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超人》、《悟》提倡：“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為無論何人，都有一個深懸極愛他的母親。……有了母愛，世人便隨處種下了愛的種子。”這是冰心問題小說最顯著的特色。而廬隱的《海濱故人》、《或人的悲哀》則與冰心相反，充滿了苦悶、焦灼和冰冷、仇恨。許地山的《命命鳥》、《商人婦》、《換巢鸞鳳》，是“穿了戀愛的夕蔔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宣揚一種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同時又積極向上的處世哲學。王統照的《微笑》、《沉思》，葉紹鈞的《隔膜》都是贊頌“美”和“愛”對於人生的力量。這些“問題小說”有的發表於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前，但文研會倡導“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使問題小說在1921年達到了創作的高潮。

問題小說過去之後的鄉土小說取得了更加堅實的成果。1921年，周作人號召作家“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自己的脈搏，表現在文字上”，認為“國民性、地方性與個性”應該是新文藝的特性。魯迅的《風波》、《故鄉》則成為鄉土小說的典範。一時湧現出王任叔《疲憊者》、彭家煌《陳四爹的牛》、魯彥《菊英的出嫁》、許傑《慘霧》、蹇先艾《水葬》、徐玉諾《一只破鞋》、許欽文《瘋婦》、台靜農《蚯蚓們》等名篇佳作，描寫衰敗農村的痛苦生活景象、美麗的田園風光、野蠻的鄉風陋習、愚昧而純樸的農民，從中傳達出對故土的懷戀、憂慮。鄉土小說的興盛，使現實主義創作思潮在中國產生了大規模的影響。

文學研究會的詩歌創作也在20年代的詩壇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周作人、劉半農、劉大白、葉紹鈞、劉延陵、朱自清、冰心、俞平伯、王統照、徐玉諾等都出版過個人詩集。他們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現代新詩專刊《詩》月刊，發表詩作、譯詩、詩評，促進了當時新詩的發展，特別在新詩的散文化和小詩的風行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性的詩作有朱自清《光明》、《毀滅》，周作人《小河》，徐玉諾《將來的花園》，冰心《繁星》、《春水》及八人合集《雪朝》等。

文研會在散文等方面也取得了很豐厚的收獲。

創作之外，文研會將大量精力投入外國文學的評介工作。《小說月報》革新後的11年內，共譯介各種作品804篇，涉及39個國家的304位作者。在文研會出版的240多種叢書中，外國文學譯著達120多種，超過了50%。

文研會“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為的是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些的目的”。當時，由於俄國近代文學很多是描寫下層勞動人民悲慘生活的，其中表現了“改良生活的願望”、“社會思想和社會革命的觀念”，於是，《小說月刊》非常重視，陸續翻譯了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訶夫、高爾基、安德列夫等人的作品。《小說月報》曾出版《俄國文學研究》專號，《文學周報》曾出版《蘇俄小說》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