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組織起來：計劃文學的萌芽（第4/7頁）

對於捷克、小俄羅斯、芬蘭、保加利亞、新猶太、波蘭、亞美尼亞、塞爾維亞等北歐、東歐弱小民族的文學，文研會也積極進行評介。《小說月報》出有《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裴多菲、顯克微奇等著名文學家都得到過介紹。

《小說月報》還出過《法國文學研究號》、《拜倫紀念號》、《安徒生號》、《現代世界文學號》、《霍普德曼研究》、《芥川龍之介研究》等專號，廣泛介紹了巴爾紮克、喬治桑、莫泊桑、菲利普、法朗士、繆塞、泰戈爾、本間久雄、廚川白村等世界文豪，同時將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等思潮引人中國，大大促進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如果不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很難想象在短短幾年之內就能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

文研會的簡章中還包括“整理中國舊文學”一項，沈雁冰在《小說月報》改革宣言中說：“中國舊有文學不僅在過去時代有相當之地位而已，即對於將來亦有幾分之貢獻。”1923年鄭振鐸接編《小說月報》後，從第14卷第1號起增加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欄目，提出“要以科學方法來研究前人未開發的文學園地”，“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堆中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下去”。1926年，《小說月報》編印了《中國文學的研究》特大增刊專號，刊載了39位研究者的67篇論文，內容從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直到明清小說，還包括兒歌、民謠、諺語等民間文學，集中體現了文研會成員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勞動結晶，其中成績卓著的有鄭振鐸、沈雁冰、顧頡剛、郭紹虞、趙景深、徐調孚等。此外，周作人《聖經與中國文學》、《文學上俄國與中國》，沈雁冰《中國神話的研究》，鄭振鐸《中山狼故事之變異》，許地山《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底點點滴滴》等文章，則成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奠基作。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組織”，文研會不可避免地與其他“組織”發生了碰撞和沖突。

第一個對手是長期被稱為鴛鴦蝴蝶派的舊文學陣營。文研會是在“破”中“立”起來的，《小說月報》原本是鴛鴦-禮拜六派的大本營，1910到1920年已經經營了十年。然而，沈雁冰對《小說月報》的全面革新使得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文研會鋒芒畢露地批判舊文學“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簡直是中了‘拜金主義’的毒，是真藝術的仇敵”、“是摧殘文藝萌芽的濃霜”。所謂鴛-禮派其實並非一個文學流派，他們是真正的無組織無紀律無宗旨無計劃的一群“文學個體戶”，當然抵擋不住新文學鐵甲軍團的沖殺，很快便敗下陣去。

第二個對手是學衡派。學衡派以幾個“學貫中西”的名教授為核心，標榜“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反對文學進化論，反對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文研會諸君也都是學貫中西的強將，他們從中、西兩方面對學衡派展開了雙線進攻，又加上一位偉大的外援——魯迅，終於打得學衡派在中、西兩方面都大失面子，最後只好噤若寒蟬，等待後人為他們找補幾句公道話了。

第三個對手才是文學研究會的勁敵。正是這個對手使得沈雁冰在耄耋之年還小心翼翼地矢口否認文研會是一個“組織”。

此話還須從頭說起。

在民國初年的留日中國學生中，頗有幾個“不肖生”式的人物。根據陶晶孫後來的回憶，叫做“沒出息”。“當時大部日本留學生，仍免不了有科舉思想，以為得了文憑回國可獵官，他們以為你們不務正業，僅和下女調笑，談戀愛，算什麽東西。”然而“混世魔王”卻往往能夠真的成為風雲人物。在東京帝國大學裏，就騷動著幾位這樣的“天才”。他們是學醫的郭開貞、學經濟的郁文、學造兵的成灝和學地質的張資平。他們所學的專業並非是其志願所在，張資平說：“在那時候，留學生只想獲得官費，對於專門是否適合於自己的本性，卻罕有人加以注意。”共同的志願把這幾個不同專業的青年拉到了一起，那共同的志願是什麽呢？用張資平的話說，叫做“發表欲都很強”。特別是國內的新文化運動開始後，留日學生中辦文藝刊物的思潮深深感染了這幾個年輕人。郭開貞的一些作品，得到宗白華的賞識，發表在上海的《時事新報》上，這使得郭開貞增加了要辦一個“組織”的信心，郁、成、張三人，都很欽佩郭。他們相約，“把自己所寫好了的文章都拿出來公評。匯集得相當量時，即設法刊行同人雜志”。張資平說他與郁、成“有一次在夜深風冷中站在日本皇城的外濠邊為同人雜志的進行相對嘆息，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