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組織起來：計劃文學的萌芽（第2/7頁）

作為文學研究會核心人物之一的沈雁冰，在談到文學研究會時，總是不遺余力地辯解文研會並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文學團體”，強調它“是一個非常散漫的文學集團”，說“改組後的《小說月報》一開始就自己說明它並非同人雜志”，“事實上，它始終是商務印書館的刊物”。他還說，“從文學研究會的宣言和簡章中，可以看出，文學研究會並沒打出什麽旗號作為會員們思想上、行動上共同的目標。在當代文學流派中，它們沒有說自己是傾向於那一派的”，“宣言及簡章中並沒半句話可以認為是提倡‘為人生的藝術’”。

沈雁冰之言確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但他的大肆辯解不能不令人對其良苦用心有所探究。沈雁冰在文學界可以說是“諸葛一生惟謹慎”，極為明智清醒。他對自己在文學上做出的巨大貢獻深藏著無可置疑的自信，所以他寧願將種種矛盾留到身後而不願在現實生活中引來過多的麻煩。幾十年動蕩的政治風波，使他對“團體”、“派別”懷有敏感的警覺。仔細分析他那些辯解的語境和語義，可以斷定，沈雁冰的用意在於，竭力淡化文研會與創造社的爭論與對立，消除文研會留給人們的“黨派”色彩，努力顯示自己並未參加過“有計劃有組織”的黨外小團體，特別是文研會後來走向不同道路的良莠不齊的那些成員，沈雁冰更不敢引為“同志”。

的確，與嚴格的政黨相比較，文學研究會算是“非常散漫”的。但是，若以文學集團的角度來看，則不能不承認它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中國數千年文學史上，不乏形形色色的文學集團、流派，但是，有正式的宣言、正式的簡章、明確的組織機構、固定的機關刊物、系統的組織活動，從醞釀成立到展開工作的有籌謀有步驟有分工，特別是鮮明地提出以打倒舊文學、建設新文學為己任並為之不懈地一致奮鬥，由這些特點所凝成的一個“現代”式的文學團體，則無疑可以說，文學研究會是破天荒的。

文學研究會的宣言說他們發起這個會，有三種意思。一是“聯絡感情”，希望“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文研會的“中心”意識非常明確，他們是要借團體的力量，占據文學中心，奪取現代文學的話語權。二是“增進知識”，希望“漸漸改成一個公共的圖書館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個人及國民文學的進步”。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文研會的“增進知識”實際上是“統一知識”，進而統一公共的話語空間，以實現文學的所謂“進步”。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希望“不但成為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的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從這一點更可以看出，文研會要徹底改變文學的無計劃無政府狀態，要造成一個文學的大托拉斯，把文學納人整個“人生事業”的系統運作之中。

在《文學研究會簡章》中，第一條是命名，第二條是“本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這一宗旨包攬了當時中國文學事業的全部。另外八條，則分別規定了人會條件和程序、本會事業、會議召集辦法、選舉制度、費用來源、分會制度、修正辦法等。如此嚴密有序的“簡章”，在中國文學史上可稱亙古未有，這本身即可充分說明文學研究會至少在它成立之初，已是一個頗具會黨面目的“組織”。

文學，從發生學的意義上講，本來是最無組織、最無計劃的。《文心雕龍》雲“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然而，由自然情意生發出來的文學進入社會人生的大系統後，與這個系統的其他要素彼此作用，便產生了相互制約的復雜關聯。所以，文學一方面是混沌的，另一方面又是有序的。它的混沌或有序與整個社會的演進狀態保持著密切而微妙的關系，故《文心雕龍》又雲：“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在漫長的古代文學史上，文學的主要社會作用是“原道”、“征聖”、“宗經”，對維系社會統治發揮輔助教化的功能。然而近代中國受到西方文明的強烈撞擊以後，在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殘酷而悲壯的現實境況中，這個民族開始意識到，不富強就無以生存，而不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就無以富強。這個民族不是沒有資源，不是沒有錢財，不是沒有技術，不是沒有骨氣，更不是沒有人力，沒有精英，而是沒有把這一切集中起來進行有效運作的一個體制。因此這個國家才四分五裂，兵連禍結。而要建立起一個集中全民族精神能量與物質能量的體制，首要的一點和標志性的一點在於，這個民族的話語必須統一，思維模式和情感方式必須統一。無論對於民族的前途來說是悲劇、喜劇還是鬧劇，這都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嚴峻現實。表面看去專制無比的封建政府，實際上遠不能控制和領導縱橫萬裏的泱決大國。現代型的民主國家，權力雖非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裏，卻能集中在一個“民族意志”之下，為本民族的利益而運作。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理性”問題。只有在理性的籌劃與監控之下，這樣的現代權力才能誕生和成長。於是，“組織起來！”就成了國家富強的第一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