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火在運行：亂世圖景（第4/5頁）

5月13日，日本內閣決定必須確保並擴大日本在滿蒙的既得權益。

9月14日，奉天日僑在有傷中國風俗習慣的祭祀活動中與中國居民發生糾紛，數百名日警及憲兵隊打傷百余中國人，並向奉省當局提出抗議。

此外，日本加緊對華的經濟侵略和控制。據上海《民國日報》10月29日報道，日本利用山東問題懸而未決之機，盡力擴充在魯實業。青島一隅，商店櫛比，工廠林立，各種會社已增至數十處，投資已超過八億元。在上海等地，日本亦開辦紗廠等企業，操縱中國棉紗等行業的產銷。

12月3日，日本代表在華盛頓會議上公然聲明，旅順、大連皆由日本犧牲許多生命財產，取自其他強國；又因領土接近，故日本在該地有關經濟命脈及國家安全之生死利益，實無意放棄。

按照這種邏輯，只要“犧牲”了生命財產，搶來的任何東西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據為己有。中國若不盡快富強起來，終有一日要被“領土接近”的強國整個“無意放棄”。

另一個領土接近的大國也頗令中國頭疼。

1月6日，白俄阿年闊夫匪部七百余人在新疆古城暴亂。

1月9日，白俄恩琴率白俄及蒙匪三千余，在日本參謀長山田策劃下，使用日本供給的槍炮，大舉進犯中國外蒙地區。多次戰鬥，中國守軍傷亡慘重，庫倫失陷。蘇俄政府卻指責中國侵害其經貿利益和扶助白俄。

2月1日，俄蒙匪千余人圍殲中國駐軍兩個連，將蒙古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裹脅而去，於21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博克多為大汗，恩琴為親王。恩琴成為蒙古的實際統治者。

3月，大股白俄蒙匪又攻陷叨林、烏得、烏裏雅蘇台、科布多等地。

3月18日，蒙古國民軍及蘇俄紅軍三千余擊敗中國守軍，攻陷恰克圖。

5月，白俄匪部萬余人在新疆塔城地區殘酷殺掠，中國當局一時無策。

7月6日，蘇俄紅軍和蒙古軍進軍庫倫，於8日推舉活佛博克多為立憲君主，11日改為“蒙古國民政府”元首。

7月8日，蘇俄炮艦在松花江口炮擊中國汽船“杭州號”，死3人傷8人。

8月17日，蘇俄紅軍從恩琴手中奪占外蒙古科布多，於25日捕獲恩琴。

9月5日槍斃。

新疆地區的白俄後經中國軍隊會剿而逃散，但蒙古地區卻令中國政府進退兩難。盡管外蒙的活佛、王公不願歸附蘇俄，多次向中國政府表示：“蒙民等對於俄國新舊黨之舉動，概不贊成，仍願歸附中央，永受保護。”然而這個泥菩薩“中央”卻保護不了他們。外蒙問題終於朝著越來越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了。

此外，中國在這一年還與英國、葡萄牙、菲律賓等發生了外交沖突。

1921年的中國，真是值得大書特書。《小說月報》當年的主編沈雁冰說：“中國現在社會的背景是什麽？從表面上看，經濟困難，內政窳敗，兵禍，天災……表面的現象，大可以用‘痛苦’兩個字來包括。再揭開表面去看，覺得‘混亂’與‘煩悶’也大概可以包括了現社會之內的生活。”如果以這一年的中國為題材寫一部長篇小說或電視連續劇的話，大可以題名為《中國：痛苦的1921》。

然而，事物都是辯證的。整體的痛苦並不意味著處處痛苦，正像一般被看做“十年浩劫”的“文革”，在有些人的記憶中卻是“陽光燦爛的日子”。1921的中國，也造就了幾個“贏家”。

第一個贏家是中國的民族工商業。

進入民國時代不久，中國就遇到了1914一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使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恢復了19世紀以來由於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喪失的對市場的保護。交戰列強全神貫注於戰爭和戰後的討價還價，而中央政府又無力壟斷和領導全國的經濟，於是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迎來了它空前絕後的“黃金時代”。

自1912至1920年，中國工業增長率達到13.8%，如此快速的發展節奏，在1953至1957年第一個共和國五年計劃之前，再也沒有出現過。中國外貿入超由戰前的二億多海關兩，減少到1919年的一千六百多萬兩。民族資本1912-1919年八年的投資，相當於過去半個世紀投資的總和。現代中國銀行也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蓬勃發展起來的。僅僅1918-1919年，就建立了96家新銀行。1913年，上海有錢莊31家，至1920年，達到71家，控制銀元770萬，是戰前的五倍多。至1921年底，上海已建立起140家交易所，其中“金業交易所之標金行市，具有影響世界銀市及外匯之勢力”。紡紗業發展迅猛，僅1921年創辦的就有王克敏的天津裕大紗廠，姚錫丹等的崇明大通紡織公司，史量才等的上海民生紗廠，許松春的上海永予紗廠，唐深謙等的無錫慶豐紗廠，方壽頤等的無錫予康紗廠，陳玉亭等的上海偉通紡織公司，穆抒齋等的上海恒大紗廠等。著名的榮氏家族的兩兄弟——榮宗敬（1873-1938）和榮德生（1875-1952）1901年創辦茂新面粉廠，1913年又建福新廠，在1914至1920年間又辦了八個新廠，至1921年，榮氏兄弟在無錫集股創辦申新紡織公司第三廠，發展成無錫規模最大的紡織廠。此外，1921年還湧現出一系列面粉公司、精鹽公司、造紙公司、糧油交易所、煤礦公司、土產進出口公司、信托公司等，中國由面粉輸人國變成了輸出國。鐵路、通訊和其他重工業也有明顯發展。工商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城市的膨脹和其地位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