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撕開的黎明：狂飆為誰從天落

公元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國立北京大學雄渾而沉重的紅樓內，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禮堂內外擠滿了北京各高等學校的學生代表。一位名叫邵飄萍的記者朗聲道：“現在民族命運系於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救亡，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勇抗爭。”眾人聽了，悲憤交加，有的頓足捶胸，痛哭失聲。一個學生走上前去，激動得說不出話，只見他“嗞啦”一聲，撕下一大塊衣襟，舉起中指，一咬而破，揮指在衣襟上血書下四個大字：“還我青島”。

第二天，便爆發了響徹整個中國20世紀的五四運動。

如果說“五四”是20世紀中國的黎明，那麽這個黎明到來的時候，20世紀已經過去了將近五分之一。黎明期究竟有多長，從未有人界定過。假如沒有呼喚，沒有呐喊，黎明會不會自動到來？當人們呼喊過，撕裂過，沖鋒過，仆跌過之後，這便成了一個值得冷靜思考的課題。

“五四”的意義，遠非趙家樓的把火所能概括。如果站在“五四”高潮甫歇的1921年來近距離地回瞥“五四”，就會發現，剛剛過去的五六年，已然從文化穹廬上撕下了一塊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國，開始呈現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氣息。所謂“五四”，並不是公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日子，而是古老的中華文明“靈童轉世”，進入一個生機勃勃的嶄新文化時代的胎動期。

提到“五四”，人們都會想起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但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名字決不能忘記，那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一字孑民，浙江紹興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並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但卻是這場運動最有力的支持者。1916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他對北大進行了一系列整頓改革，實行教授治校，鼓勵學術研究，為新文化運動開辟了一個寬廣良好的言論空間。

蔡元培說：“北大者，為囊括大典，包羅萬眾之最高學府。”他的辦學方針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元培的治校方針，實際上為新思潮、新文化開拓了陣地。他當了北大校長後就聘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任文科學長，李大釗為圖書館主任。還有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魯迅以及一批留學回來的自然科學家都先後到北大任教。但同時，北大也有一批以劉師培、辜鴻銘為代表的所謂舊派教授。經常有這樣的情況，上一節課的教員西裝革履，下一節課的教員則長袍馬褂。比如辜鴻銘，他講的是英國文學，腦後卻拖著一條辮子，因為他是擁護滿清帝制的……

事實上，絕對平等的空間是不存在的，任何平等都必然有其現實傾向性。在蔡元培這位國民黨元老的“平等空間”裏，實際獲益的乃是一批中國共產黨開天辟地的領導人。

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早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他就已經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領袖人物，以至於一些害怕他、仇視他的人把他叫做“陳獨獸”或“陳毒蠍”。他在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致力於喚醒民眾。曾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鬥爭中，陳獨秀被捕入獄，險些遇難。雖然共和代替了帝制，但萎靡不振的五色旗下，整個國家仍處於內憂外患的交相煎熬之中。一次次革命的失敗，使陳獨秀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陳獨秀認為，以往的歷次運動，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國要成為真正的現代強國，需要一場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國民思想革命。

1915年9月，《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此揭開了序幕。《青年雜志》從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隨主編陳獨秀遷至北京大學，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核心刊物。

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新陳代謝是宇宙間的普遍規律，“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由此向青年提出六點希望：

一、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