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撕開的黎明：狂飆為誰從天落（第3/6頁）

嗚呼！孔孟之道在六經，六經之精華在滿清律例，而滿清律例則歐美人所稱為代表中國尊卑貴賤階級制度之野蠻者也。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專制，曰教主之專制。君主之專制，鈐束人之言論；教主之專制，禁錮人之思想。君主之專制，極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漢武帝之罷黜百家；教主之專制，極於孔子之誅少正卯，孟子之拒楊墨。

吳虞犀利地指出了儒教與專制的關系，特別對封建統治者借作護命符的孔子學說進行了勇敢的質疑和批判，打破了封建聖人的偶像，因此被胡適稱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中的“南陳北李”，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他發表的《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鄉願與大盜》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儒家“三綱”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是“專制政治之靈魂”。但同時李大釗說明：“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

其實這是新文化運動先驅們的共識。他們都認為孔子本人在歷史上是聖哲，是偉人。陳獨秀曾規勸青年要以孔子、墨子為榜樣，吳虞也說過孔子是當時之偉人，李大釗說孔子是其生存時代之聖哲，其學說亦足以代表當時之道德。還說孔子如果活在今天，會創造出新的學說以適應現代社會。可見他們並非像今天一些無知學者憑空想象的那樣全盤否定孔子，而是認為孔子的許多思想不適應於今天，並且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定為一尊，陳獨秀、易白沙、吳虞等人都很推崇墨子的思想。在“五四”先驅的意識裏，國學的範圍要比孔學的範圍大得多。在今天，特別應該糾正的是，“五四”時代並沒有“打倒孔家店”這句被後人誤傳的口號。實際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多種思潮組成的，有比較激進的，例如《新青年》；有比較保守的，例如學衡派，但學衡派也是贊成改革的；還有主張兼容並包的，例如蔡元培。他們都主張改革傳統文化，但誰也沒有完全否定和拋棄傳統文化。

陳獨秀說：“孔教為吾國歷史上有力之學說，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絕對承認之，而不懷絲毫疑義。”

“我們反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不過因他不能支配現代人心，適合現代潮流，還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來壓迫現代人心，抵抗現代潮流，成了我們現代進化的最大障礙。”

吳虞也說：“我們今日所攻擊的乃是禮教，不是禮儀。”

新文化運動猛烈地坪擊舊思想舊道德，大力介紹自由平等學說、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論等各種西方思潮，尤為突出地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根據民主、科學兩詞的譯音（Democracy和Science），當時又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五四”先驅們認為，中華文明所急需輸入的新鮮血液非這兩位先生莫屬。陳獨秀在《新青年》六卷一號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千鈞棒所掃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學革命的朝陽噴薄而出了。

李大釗在他擔任總編輯的《晨鐘報》創刊號上說：

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後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

文學是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的重要載體，要革新舊文化，就必須革新舊文學。

陳獨秀說：

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於是，一場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革命勢不可免地發生了。這裏，需要介紹那位著名的紳士派領銜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學當過校長、文學院院長和五個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獲得過幾十個名譽博士頭銜，熱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還曾經夢想出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胡適。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在安徽這塊舊文學的正宗一一桐城派的風水寶地上，卻產生了胡適和陳獨秀這樣兩位舊文學的掘墓人。陳獨秀被罵為“獨獸”、“毒蠍”，胡適之這個名字則被一位著名的大學者在出試題時用做“孫行者”的下聯，因為“猢”與“猻”都是猴子的意思。總之是不屬於人類。而在古文大師林琴南的影射小說《荊生》中，胡適的名字叫做“狄莫”，“狄”與“胡”，都是蠻夷之輩，總之還是非我族類。就是這兩位被許多人視為輕浮少年的一胡一陳，共同揭起了文學革命的中軍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