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撕開的黎明：狂飆為誰從天落（第4/6頁）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人手”。這“八事”是：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模仿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濫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八事”被陳獨秀稱贊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

陳獨秀隨後發表了態度更為明確堅決的《文學革命論》，“以為吾友之聲援”。陳獨秀氣宇軒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義：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

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

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

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三個“推倒”，並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學。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學，其實是指仿古的文學。就在《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裏，陳獨秀用了大量文字贊美古典文學的優秀部分，說《詩經》中的“國風”、楚辭都是“斐然可觀”的；魏晉以下之五言，改變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文學的一大革命；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砌之氣；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麗文風、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後七子，以及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稱這些無病呻吟的人為“十八妖魔”。

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主張提出後，得到了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人的積極響應。

錢玄同（1887-1939），號疑古，自稱疑古玄同，浙江吳興人，文字音韻學家。劉半農（1891-1934），原名劉復，江蘇江陰人，文學家和語言學家。錢、劉二人為了使文學革命激起更大的反響，發表了著名的“雙簧信”。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匯集了各種攻擊新文學和白話文的言論，致信《新青年》，然後由劉半農作《復王敬軒書》（即《奉答王敬軒先生》），逐條進行批駁。這個子虛烏有的王敬軒，不但代表了頑固守舊派的觀點，而且還引起了不少復古思想者的共鳴。

近代著名學者、翻譯家林紓發表《荊生》、《妖夢》兩篇小說，攻擊新文化運動是“禽獸之言”。又發表《致蔡鶴卿書》，規勸蔡元培保全名教，說“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不應該“覆孔孟，鏟倫常”。又說如果提倡白話文，那麽小商小販就都可以當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說，倫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北京大學除了反對封建君臣這一倫外，“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北大還有一個進德會，其基本戒約有不嫖、不納妾等，這都是與孔孟之道不相違背的。

蔡元培又說，北京大學也沒有“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國文課本、中國文學史和文字學講義，都是文言。

當一位日本學者指責北京大學不尊孔子、廢除講經時，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適教授講《五經要義》、《春秋復始》，陳漢章教授講《經學通論》，黃節、沈尹默教授講《詩經》，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學，北大何嘗廢講經？”不過北大對於各家學說“均一視同仁”，這才是北大的胸懷。

李大釗則發表了《新舊思潮之激戰》，認為“宇宙的進化，全仗新舊二種思潮，互相挽進，互相推演，仿佛像兩個輪子運著一輛車一樣；又像一個鳥仗著兩翼，向天空飛翔一般。我確信這兩種思潮都是人群進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確信這二種思潮，一面要有容人並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獨守的堅操”。

時代的要求，加上先驅者的奮爭，白話文學的主張取得了勝利。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規定白話為“國語”，通令全國中小學采用白話課本。從那時開始，中國兒童的啟蒙教育不再是他們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適合於他們的東西。

白話文運動並不是文學革命的全部。李大釗在《什麽是新文學》一文中說：

我的意思以為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剛是介紹點新學說、新事實，敘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學。

魯迅說，白話文學“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

所以，新文學的建設沒有停留在胡適所講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要求上，而是進一步致力於文學內容的革新。在這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