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方政權對察舉制的采用（第3/8頁）

曾祖袞，以大魏太常年中除建威將軍，北平太守。祖清，少履庠門……故刺史張儒辟為茂才，昂然不拜。父顛，以真君年中黃輿南討……

“太常”即明元帝年號“泰常”；“真君年中黃輿南討”，指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事，則王清之被舉秀才，當在太武帝神 四年之後，太平真君十一年之前。

太武帝時，還有賢良之舉。《魏書·世祖太武帝紀》：

先是，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詔曰……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

其時在延和元年，即神 四年的次年。又同書《李祥傳》：

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

賢良之舉應在神 四年，但這與征召盧玄應非一事。因為《魏書·高允傳》中之《征士頌》所記神 四年應征之30余人，並無賢良李祥之名，知賢良別為一科。

自從太武帝神 四年令州郡舉秀孝賢良，察舉制度遂成為北魏政權之選官常途。孝文帝拓跋宏執政之後，銳意漢化，秀孝察舉亦因之大盛。北魏秀孝我就史傳大略考得百余人，舉於孝文帝以前者不過數人而已，而於孝文帝一朝得舉者，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據《魏書·儒林傳序》稱，孝文、宣武以降，“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眾”。賢良之舉也被承襲下來了。如《來和墓志》：“神龜元年舉賢良，拜揚烈將軍、員外奉車都尉。”後來還有了“文學”一科。如《北史·文苑祖鴻勛傳》：“仆射、臨淮王 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周書·辛慶之傳》：“少以文學征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又辛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

北魏學校體制的建立，比察舉還要早數十年。據《魏書·儒林傳序》：

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余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太宗世，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

可見北魏之學校設置頗早。又據《魏書·太祖道武帝紀》，道武帝遷都平城“始建都邑”，在天興元年秋七月。次年即天興二年三月，“初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其間僅僅七八個月。天興二年之生員，同書《官氏志》記作“國子生員三十人”。從《儒林傳序》所記“始建都邑”時所立之太學已有“生員千有余人”來看，《官氏志》誤，《太祖道武帝紀》是。《魏書·張蒲傳》：

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為太學生。

此即天興年間之學生實例。但張昭並非北魏太學生之最早一人。《魏書·薛提傳》：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禦史。

“皇始”亦為道武帝年號，在天興之前。是北魏遷都平城之前，原已有學校了，這就是天興元年“生員千有余人”的來源。北魏學校屢有廢置之時，但往往又得重建。其太學生、中書生與國子生我大略考得65人，他們大抵都能由學校入仕。

由北魏察舉學校實施情況，以及由此入仕之可考者的數量來看，這種以知識才學為條件的入仕制度，為北魏政權提供了相當一批經過漢族文化培訓的新型官員。他們在承擔政務、普及教育以及漢化改制、制禮作樂方面，都發揮了重大作用。

二、“門盡州郡之高”

北方少數族政權在漢化過程之中，同時也接受了魏晉以來的士族制度。南北分裂以後，北方的世家豪族，其宗族維系及經濟力量較南渡士族保持得更為完好；在因社會動亂而文教事業大受摧殘之時，他們也是文化的主要保有者。少數族政權在謀求與漢族士大夫合作之時，不能不采用相對地更能保證其特殊身份的選官方式，如九品中正制度與“清途”制度。例如石勒就曾下令“清定九品”、“典定士族”，苻秦也曾恢復“魏晉士籍”，南燕也有所謂“二品士門”。

北魏的拓跋族統治者，甚至采用了使自身也士族化的方針。例如傾心仰慕漢族文化的孝文帝，就明顯地表現出了對士族制度的向往。他大定海內士族，所謂“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除帝室及長孫、叔孫、奚氏之外，有鮮卑之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為首；漢族之山東、關中及河東士族，亦各有高下。並以膏粱、華腴及甲、乙、丙、丁之等差相齒列，依門第高下為“方司格”，中正據以銓選。《通典》卷十六《選舉四》：“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準資蔭，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秘、著，下逮禦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