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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月的時候，宋玉花到延安已經整整一年了。陳鑫的介紹信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很快，她就離開八路軍聯絡處，抵達她所向往的革命聖地紅色延安。

然而，她的新世界和她的想象有很大的距離。這個小鎮，隱藏在連綿起伏的黃土坡上，渾濁的延河從它身邊流過。雖然這個小鎮高高的城墻依然挺立，但其他地方都被日本人炸成了一片廢墟。鎮上的居民和共產黨放棄了城墻裏的一切，轉移到城外的幹涸的山谷裏，古老溪流的侵蝕切割，雕刻出這片黃土地上的千溝萬壑，當地的人們居住在依山而鑿的窯洞裏。中央黨校就隱藏在山谷之中蜂巢般的窯洞裏，雖然有數千名學員在這裏接受教育和培訓，但是日本轟炸機找不到他們的身影。也有絡繹不絕的外國人進入這片政治和軍事活動的蜂巢，在他們當中，有傳教士，有記者，有醫生，也有冒險家，幾乎他們所有人都需要語言上的幫助，宋玉花工作的部門就是為他們服務的。大多數的外國來訪者不會停留很久，但是，醫院裏總是有來自於英語國家的醫生，無論他來自於印度、澳大利亞還是美國，都需要翻譯的陪同，因此，那支小小的翻譯隊伍總是很忙碌。

對於宋玉花來說，利用她的才智，發揮她的特長，自然好過在陳爐村挖土。然而她始終有被邊緣化的感覺，任何重大事項都與她無關，同在這片山谷之中，可那些思想家和領導人離她很遠。日子一久，她的心裏開始有了疑問，她到底是為什麽來到這裏，她能貢獻什麽？有一次，在和身邊一位翻譯同事聊天中，她向這位在上海殼牌石油工作過的中年女性問起怎樣才能真正為革命做貢獻，這位同事無奈地一笑，好像在告訴宋玉花死了這條心。“你和我都是受過西洋教育的，”她說，“這是我們階級出身上的汙點。”

因而，雖然宋玉花身在延安，但是完全沒有融入革命的主流，沒有人知道她的想法、她的信仰和她的過去。在她居住的窯洞裏，她和另外兩個女學員睡在一個炕上，那兩個姑娘都是四川來的，她們說著家鄉話，冷落了一旁的宋玉花。白天，她給外國人做翻譯，他們都誇她的英語好，但是她沒有朋友。在延安，沒有什麽人和她接近，她在這裏沒有朋友。

每天夜裏，她爬上和另外兩個姑娘共享的土炕，心裏想著托馬斯，就這樣一天天地熬著。看起來，已經不會有什麽轉機了。就在宋玉花心灰意冷之際，一天，她的上級吳國勇把她叫了過去，遞給她一個信封。

“這裏有上級的指示，”他說道，“如果你要問我是什麽的話，應該是一項特殊的任務吧。”

她接過了信封，心裏怦怦跳著，從上級的語氣裏，她明白這項任務是非她莫屬的。回到她自己工作的地方，打開了信封。

這項指派給她的任務是護送一位美國女作家離開延安，回到日本人占據的上海。

回上海。

她興奮得不知道怎麽辦，拿著信沖進了外面的茅房，關上茅房的小門。她的心亂跳，激動得連褲子都沒脫就蹲了下去。她顫抖著，想象著見到他她會怎樣，要跟他說什麽，如果他還在那裏的話。他會在的，她知道，她能感覺得到。他在那裏等待著她，再過兩個禮拜，她就能見到他了。

那天，剛忙完手頭的工作，她就在暮色中跑到了鎮上，去見那位美國作家喬伊.荷馬。這個小鎮已經被炸得面目全非，幾乎已經沒有一棟完整的屋子。白天，沒有人會進入已經成為廢墟的城墻之內，所以，日本人的轟炸機不再光顧這片廢棄之地。然而，到了夜裏，那些尚未被夷為平地的房屋亮起了燈光，變成了面攤，成了日用品發放點，有的還成了簡陋的話劇小劇場，或者是木偶戲舞台。人們從坡上湧進小鎮，夜晚的小鎮成了人們愛去的娛樂場所。

她們約定見面的地方是一個小吃攤，當宋玉花看見一位頸上掛著相機，在高低不平的土堆和瓦礫間穿行的外國女子時，她已經知道她是誰了，她就叫攤主給她們準備兩個菜，然後，她走向了那位長相很普通的外國人。

“宋小姐！”荷馬小姐驚喜地伸出了手。

“叫我宋吧，”她回應道，她也伸出了手，“來，我們坐下來吃點東西。”她們拉過小凳子坐了下來，餐桌是一個紙箱子，翻過來擱在泥地上。

“這個地方，真是很特別啊！”喬伊看著四周，開口說道：“你還很年輕，這裏的人都很年輕，對嗎？”

“你說得對，我也這樣認為。”當然，領導人年紀會大一些，不過荷馬小姐估計也沒見到誰，宋玉花自己就一個也沒見到過。

“閻司令的手下年紀普遍都大一些，”荷馬小姐說了一句，接著問道，“你知道我們剛從那邊過來吧？”她的語氣中，分明帶著一絲自矜，誰都知道，那位著名的國民黨將領和他的部隊很不容易采訪到。“他們那裏也都是黃土高坡，和你們住的地方很相似。一個神奇的地方！他們在黃土山畔利用崖勢，先將崖面削平，修莊挖窯。窯洞之間，用小木梯連接，像極了紐約的防火逃生梯。我們住的窯洞幾乎有四十英尺深，一張炕上可以睡二十人。你知道嗎，”她說著上身湊了過來，“每天晚上，士兵們帶著鋪蓋卷進來，在我們身邊鋪開就睡。哈，我可從來沒想到一個晚上會和一打年輕男人睡！”她呵呵地笑了起來，因為她自己的幽默機智，也因為這個奇異的世界。“這裏真神奇啊，過去的清規戒律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自由和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