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識分子在奧斯維辛（第6/8頁）

在這件事上，未受教育者要比知識分子表現出更有利的傾向。他們更快地適應“不要試圖理解”，這是人們在集中營裏不得不學會的第一智慧格言；身處集中營，而試圖理解集中營，是一種徒勞的努力，即使對於來自其他集中營的許多囚犯，即使是埃默裏這樣的人，了解歷史、邏輯和道德，而且經受過折磨和監禁。這是對精力的浪費，還不如把力氣用在與饑餓和疲勞的周旋上。邏輯和道德讓人們難以接受違背邏輯和道德的現實；他們拒絕接受現實。知識分子迅速陷入絕望幾乎形成一種規律。但人類性格表現出數不清的多樣性，而我目睹並描述了掌握優雅文化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年輕人，拋掉所有這些負擔，讓自己歸於簡單化和原始化，並最終得以幸存。

一個頭腦簡單的人，習慣於不向自己提問，超越了自問“為什麽”所帶來的徒勞煩惱；此外，他經常具有一技之長或體力勞動的能力，幫助他易於融入集中營的生活。我們難以給出一個完整的清單，因為每個集中營，甚至每個時期所需要的技能都是不同的。舉一個有趣的例子：1944年12月的奧斯維辛，俄國人已經打到了大門口，每天都有空襲，冰脹裂了水管，而納粹這時卻組建了一個“Buchhalter-Kommando”，一個會計小隊。而我在《活在奧斯維辛》第三章提到的斯坦羅夫（Steinlauf）被要求加入這個小隊，盡管這不足以讓他免於一死。顯然，這是在第三帝國瀕臨崩潰之際的愚蠢行為中的一個極端案例，而我們可以理解，在一般情況下，裁縫、鞋匠、機械師和泥瓦匠都能找到一個好的職位；事實上，他們的人數如此稀少，在莫諾維茨甚至成立了一個泥瓦匠培訓學校（當然不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原因），專門招收18歲以下的囚犯。

哲學家，正如埃默裏，也可以最終接受集中營的現實，但要經過一個更長的過程。盡管他所掌握的常識讓他難以接受過於殘酷的現實，但他也許能夠打破這些障礙；最終，他能承認自己在一個可怕的世界中。在這個世界中，不僅有好人，也有惡人，不僅有笛卡爾式的邏輯，也存在著黨衛軍的邏輯：

而根據他們更為強大這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如果那些打算毀滅他的人是對的該怎麽辦？那麽，知識分子必要的寬容精神和合理質疑就成了自我毀滅的因素。沒錯，黨衛軍有能力實現他們想做的事，天生的權力並不存在，而道德標準隨著社會風氣而改變。有一個德國要把猶太人和政治對手置於死地，因為它認為這是實現自我的唯一方法。那又怎樣？希臘文明也是基於奴隸制，雅典的軍隊曾經在米洛斯島（Melos）建立起營帳，就像黨衛軍在烏克蘭一樣。縱然歷史的光芒能照亮過去的歲月，也從未有過如此數量的受害者被屠戮。而無論如何，人類素質的長期進步只是19世紀產生的一個天真幻想。“齊步走，一二三四，”卡波的口令是一種儀式，正如許多儀式一樣。人們並沒有多少能力去反抗這種恐怖：亞壁古道（Appian Way）是由兩排奴隸拓寬的，而這些奴隸卻被釘死在道路兩邊的十字架上。比爾克瑙集中營上空也飄滿了焚燒屍體的惡臭味。在集中營裏，知識分子不再屬於克拉蘇（Crassus）的陣營，而是斯巴達克斯（Spartacus）奴隸陣營的一員：事情不過如此。

降伏於歷史所固有的恐怖，能夠使學者實現智力上的放棄，同時用他毫無教養的夥伴們的防禦武器來武裝自己，“事情總是這樣，以後還會是這樣。”也許，我對歷史的無知，讓我免於這種變態；而在另一方面，由於我的幸運，也免於埃默裏高度強調的更進一步的風險：由於知識分子（德國的知識分子，如果我可以在他的觀點中補充一點）的天性，使其願意成為權力的幫兇，並因此贊成它的暴行。知識分子們，傾向於跟隨黑格爾（Hegel）的腳步，將國家進行神化，任何國家；存在這一事實即證明了存在的合理性。希特勒德國的歷史中有許多能夠證明這種傾向的事例——他們屈服於國家，並確認國家的存在：哲學家海德格爾（Heidegger），薩特（Sartre）的導師；物理學家斯塔克（Stark），諾貝爾獲得者；馮哈伯紅衣主教（Cardinal Faulhaber），天主教在德國的最高權威，還有數不清的其他人。

埃默裏不僅觀察到不可知論者這種潛在的傾向性，還注意到我們所有幸存者都注意到的一個現象：非不可知論者，無論任何信仰的信徒，都能更好地抗拒權力的誘惑，當然，只要他們不是納粹主義的信仰者。（這個條件並非多余，在集中營裏，仍然有些堅信納粹主義的囚犯，他們的另一個特征是帶著政治犯的紅三角標志，因為持不同政見或個人原因而失寵。大家都不喜歡這些人。）總體來說，他們也經受了集中營的磨難，並且有著較高比例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