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見

那些經歷過囚禁生活的人（而且，更普遍的，所有經歷過嚴酷生活的人）分成了陣營分明的兩種人，鮮有交集——沉默者和傾述者。兩種人都具有充分的理由：沉默者更深切地感到那種不適感（出於簡化的需要，我稱之為“羞恥”），他們或無法讓自我回歸寧靜，或仍被傷口炙烤。另外一些人願意傾述，並經常傾述，在各種不同的沖動的驅使下。他們傾述，是因為在各個層面的意識裏，他們把自己的囚禁生活視為他們生活的核心，那件事無論好壞都成為了他們整個存在的標志。他們傾述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見證了整個世界所經受的一次劃時代的考驗。他們傾述是因為，正像一句意第緒格言所說的——“化險為夷，足以道哉”。弗朗西斯卡（Franccesca）告訴但丁：“最大的悲哀／是在悲慘時／回憶幸福的時光”，但這也適用於完全相反的情況，因為所有的幸存者都知道，坐在溫暖的房間裏，面前擺滿了美食和醇酒，更會讓自己和其他人想起寒冷、疲勞和饑餓的時候。在費阿刻斯人的國王宮廷裏，還沒等桌上擺滿食物，尤利西斯就急不可待地講述他的故事。他們傾述，可能甚至誇大事實，就像“吹噓的士兵”，述說恐懼、勇氣、詭計、傷口、失敗和一些勝利；通過這些傾述，他們讓自己與“其他人”不同，通過讓自己屬於某個團體，從而加強自己的身份，並感到提高了他們的威望。

但是他們傾述，事實上（我可以使用第一人稱復數，因為我並非沉默者中的一員），我們傾述，是因為人們希望我們傾述。多年前，諾伯托·博比奧（Norberto Bobbio）在書中寫道：納粹滅絕營不是“這些歷史事件中的任何一種，而是人類歷史中最可怕的，也許是空前絕後的事件”。而其他人，聽眾、朋友、孩子、讀者，甚至陌生人，在他們的氣憤和同情之外，感受到這一點；他們理解我們的經歷是獨特的，或者至少努力去理解這一點。於是，他們要求我們去講述，向我們提出問題，有時甚至令我們尷尬，回答某些“為什麽”並不總是那麽容易。我們既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哲人，而是見證者。但是，無論如何，誰又能說人類的歷史事件遵循著嚴格的邏輯和模式。人們不能斷言，每次改朝換代都遵循著唯一的模式，只有教科書才適於簡化；那些“為什麽”數目繁多，即使不是無的放矢，也可能與其他問題或未知因素糾纏不清。沒有任何歷史學家或知識學家能證明人類的歷史是決定論的進程。

向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中，從來不缺少一個問題；事實上，隨著歲月更替，這個問題出現得越來越頻繁，並且帶著越來越濃厚的譴責意味。與其說它是一個問題，不如說它是一系列問題：你們為什麽不逃跑？為什麽不反抗？為什麽不“事先”避免被捕？我們無法回避這些問題。而且，隨著時間消逝，提出這些問題的次數越來越多。所以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重視。

對這些問題的最初評價和解釋過於樂觀。在有些國家，人們從來不知道自由，因為只有滿足其他更迫切的基本需要後，人們才會感到對自由的需要。這些基本需要包括：抵禦寒冷、饑餓、疾病、害蟲、猛獸和敵人的侵略。但在這些基本需要得到滿足的國家，當今的年輕人便把自由視為一個人絕不放棄的權利。人們不能沒有自由，這是天生而顯而易見的權利，而且它是無償的，就像健康或呼吸的空氣。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沒有自由的地點或時代是遙遠的、國外的、陌生的。所以，對他們來說，監禁的觀念與逃跑和反抗牢固地聯系在一起。而囚犯的環境被視為非法的、不正常的，總之，就像一種必須通過逃跑或反抗來治療的疾病。無論如何，作為一種道德責任，逃跑的概念有著強大的根源；根據許多國家的軍事操典，被俘的士兵有責任不惜一切代價逃跑，恢復他作為一名戰士的地位。而根據《海牙公約》，戰俘試圖逃跑不應受到懲罰。在一種普遍的共識中，逃跑洗刷了被監禁的恥辱。

讓我們隨便說一句：在斯大林的蘇聯，即使不是法律，其規定也完全不同而更富有戲劇性。被遣送回國的蘇聯戰俘既得不到治療，也得不到救濟。即使他試圖逃跑，或重新加入作戰部隊，他的被俘仍被視為不可救藥的汙點——他本應該戰死，而不是投降。此外，既然他曾落入敵人之手（哪怕只有幾個小時），就會自動承擔通敵的嫌疑。許多曾被德軍俘虜的蘇軍將士，在轉移到占領區之後，設法逃跑並加入遊擊隊，在意大利、法國，甚至蘇聯國內，積極地反擊德軍。然而，他們魯莽地回家之後，卻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甚至被處死。戰爭時期的日本也非常蔑視投降的士兵，因此被俘的盟軍人員遭受了日軍極為殘忍的對待。他們不僅是敵人，而且因為他們投降，被視為膽小懦弱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