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國人的來信

《活在奧斯維辛》是一本缺乏廣度和深度的書，然而，就像一只流浪的動物，40年的時間裏它在身後留下了漫長而復雜的痕跡。它最初出版於1947年，印刷了2500冊，頗受好評，卻並不暢銷：600本沒有售出的書存放在佛羅倫薩（Florence）一間書庫中，在 1969年秋季的一場洪水中被沖毀。經過十年“蟄伏”之後，這本書又煥發了新生。埃諾迪（Einaudi）出版公司在1957年決定接受這本書。我經常徒勞地自問，如果一開始這本書就成為暢銷書，現在又會怎樣？也許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改變。很可能我會繼續作為一名化學家艱苦鉆研，只在星期天（甚至不是每個星期天）從事寫作。另一方面，也許我會被莫明其妙的運氣弄得眼花繚亂，高擎起專業作家的旗幟。正像我說的，這個問題是徒勞的：對過去的假設和重構，“如果……會怎麽樣”，就像預測未來一樣不可相信。

盡管開始並不順利，但這本書仍然取得了成功。它已經被翻譯成八到九種語言，被搬上了意大利和其他國家的電台和舞台，在無數校園中被討論。而它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對我是至關重要的：它被翻譯成德語，並在西德出版。大約在1959年，我聽說一個德國出版商，費舍爾·布齊雷（Fischer Bücherei）已經獲得了翻譯權。仿佛贏得了一場戰鬥，一種劇烈而嶄新的情感淹沒了我。事實上，我寫那本書時，頭腦中並沒有特定的讀者對象。對我來說，那些是我曾經親身經歷的事情，是我不得不說出來的事情：告訴他們，事實上，是從高處向他們喊叫。但是，在高處的人似乎在對每一個人喊叫，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具體的對象——他仿佛是在荒野中大聲疾呼。當我聽說這份合同時，一切都改變了。我突然有了明確的目標：沒錯，我用意大利語撰寫這本書，為意大利人，為我的孩子們，為那些不了解這些事情的人，為那些不想了解這些事情的人，為那些還未出生的人，為那些，情願或不情願，贊同那罪行的人；但是，它真正的讀者對象，就像一把槍瞄準敵人一樣，是德國人。現在，這支槍已經上膛了。

人們一定記得，當時距離奧斯維辛解放僅僅過去了15年。我這本書的讀者正是“那些人”，而不是他們的繼承者。之前他們是壓迫者或冷漠的旁觀者，而現在他們將是我的讀者：我要將他們逼進困境，把他們綁在鏡子前。算賬的時刻到了，攤牌的時刻到了，而最重要的，對話的時刻到了。我對復仇並不感興趣。我個人對紐倫堡審判中那象征性的、不完整的、不公正的現代道德觀感到心滿意足，但是我認為那些非常公正的絞刑應該由更專業的人士來執行。我的任務是去理解“他們”，並非那些高層戰犯，而是“他們”——人民，那些我曾經面對面見過的人，那些黨衛軍從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經相信法西斯主義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義卻保持緘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氣，不敢直視我們的眼睛，不敢扔給我們一片面包，哪怕說幾句人話的人。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些時候，那種風氣，而我相信我能不帶有偏見或憤怒去評判這些德國人。幾乎所有人，但並非所有人，裝聾作啞，視而不見，“不作為”的廣大民眾圍繞著一個由殘暴的畜生組成的核心。幾乎所有人，盡管並非所有人，曾經懦弱膽小。在此，我回憶起一段往事，就像一絲清新的空氣，也證明了對於德國人的整體評判，我是多麽“另類”：它是一個特例，但它的確發生了。

1944年11月，在奧斯維辛。我和兩個同伴一起在實驗室工作（在另一本書中我提到過這個實驗室）。空襲警報響了起來，我們馬上就看到了轟炸機：有幾百架，這次空襲一定非常可怕。在集中營裏有幾個大型掩體，但只有德國人才能進去，我們被限制在外。我們只能隱蔽在圍欄裏被積雪覆蓋的休耕地中。我們所有人，囚犯和非軍職人員，向著各自的目的地跑下樓梯。但是，集中營的負責人，一名德國技術人員，把我們這些“囚犯”化學家叫了回來，“你們跟我走。”驚訝的我們跟著他跑向一個掩體。但在掩體的入口站著一名配帶萬字飾袖標的警衛。他說：“你可以進去，但其他人不行。”實驗室的負責人回答：“他們是跟我一起的，要麽大家都進去，要麽一個也不進。”並試圖強制穿過警衛的阻攔，他們拳來拳往，動起手來。那個警衛是個強壯的家夥，當然占了上風。但幸運的是，警報解除了，那場空襲的目標並不是我們。轟炸機繼續向北飛去。如果——另一個如果！但如何抗拒分叉路口的誘惑呢？——如果“例外”的德國人，能夠擁有這些最基本勇氣的德國人，數量能夠再多一些，當時的歷史以及現在的國家地理分布就會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