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我們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永遠無法忘記的那份經歷，對新一代西方人來說並不相幹，而且隨著歲月流逝，這種斷層也日趨嚴重。對於20世紀50、60年代的青年，這些事件聯系著他們的父輩：在家中，人們會談論這些往事；他們的記憶仍然歷歷在目地保存著。而對於80年代的年輕人，這些只是他們爺爺的事情：遙遠、模糊、“歷史性的”。這些年輕人被當今不同的、緊迫的社會問題所包圍：核威脅、失業、資源耗竭、人口爆炸，他們必須調整自我以適應瘋狂而頻繁的技術革新。這個世界的結構已經廣泛而深刻地改變了，歐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殖民地帝國已經屈服於亞洲的人口壓力和非洲國家對於獨立的渴望。在新興國家之間，這些問題的解決過程也不乏鬥爭和悲劇。德國，分裂成兩半，雖然有著不確定的未來，但已經變得“可敬”，而事實上德國手中掌握著歐洲的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催生的美蘇兩極政治，仍然持續。但在最後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兩個大國政府所基於的意識形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們的可信度和光彩。懷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門檻上，失去的並非理想而是確定性。事實上，他們對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懷疑慮，卻情願接受不重要的瑣碎事實。這樣的事實，無論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時尚的悸動潮流下，日復一日地變化著。

對我來說，與青年交談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將其視為責任，同時，也是一種危險：時代誤植的危險，不被傾聽的危險。而青年一代必須傾聽我們的述說：因為我們集體性地見證了一個至關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關重要正是因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沒有預見到這一事件的發生。它的發生違背了所有的預言；它發生在歐洲；讓人無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國人，誕生於魏瑪共和國那熱烈的文明之花，卻追隨一個小醜（他的形象在今天只會激起嘲笑）。然而他們卻遵從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頌歌，直到釀成一場巨大的災難。它發生了，所以還會發生：這正是我們要傾述的中心要旨。

它可能發生，它可能發生在任何角落。我並非有意危言聳聽，也不能肯定它會發生；正如我在本書中指出的，釋放納粹瘋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時出現的可能性並不大，但不詳的征兆已經在我們面前展開。暴力，無論“有用”或“無用”的，都呈現在我們面前：它或者如毒蛇般穿行於偶發的個人場合，或者缺乏法治的政府行為中。這兩種情況都發生於我們所稱的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就是說，議會民主制或社會主義集團。在第三世界，暴力更是盛行的瘟疫。它只等待一個新的“小醜”（並不缺乏候選者）去組織它，讓它合法化，宣稱它是必要的，是國民的義務，從而讓整個世界再次受到汙染。由偏執、對權力的貪婪、經濟困難、宗教或政治狂熱、種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趨勢，幾乎沒有國家可以免疫。所以，我們有必要擦亮我們的眼睛，不要相信那些預言家、蠱惑者，以及只會吹噓誇大、阿諛奉承、指鹿為馬的那些人。

有一種下流卑鄙的說法提出人類需要鬥爭，人類不能沒有鬥爭。也有人說局部沖突，在街道、工廠、露天體育場所發生的暴力，等同於廣義的戰爭，而保護我們免於真正的戰爭，就像癲癇患者的小發作，免於他遭受嚴重的發作。也有人觀察到歐洲從未有過長達40年的和平，而這樣長時間的歐洲和平據稱是一種歷史性的反常。

這些都是強詞奪理而可疑的觀點。魔鬼並不是必要的，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人類都不需要戰爭或暴力。只要有良好的願望和相互的信任（甚至相互的畏懼），沒有任何問題是在談判桌上解決不了的。現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這種永無止境的拖延態勢似乎就證明了這種情況，即超級力量帶著熱切或威脅的面孔相互對峙，卻無法約束它們在它們“所保護”的國家中發動（或允許發動）血腥戰爭、提供尖端武器、間諜、雇傭軍和軍事顧問而不是和平的仲裁者。

預防性的暴力理論也是無法接受的。暴力只能催生暴力，隨著鐘擺的運動，即隨著時間的流逝，暴力不會熄滅，只會更加瘋狂。事實上，許多跡象讓我們想起當今暴力的宗譜正是植根於希特勒德國所主宰的暴力。在人類的歷史中，無論是古代史還是近代史，都不曾缺乏暴力。盡管如此，即使在第一世界大戰那毫無理性屠殺的血霧中，仍然殘存著交戰雙方的相互尊敬，殘存著對戰俘和手無寸鐵的平民的一絲人性，殘存著對於條約片面的尊敬：一位信徒也許會說“對於上帝的某種敬畏”。敵人既不是惡魔，也不是寄生蟲。然而，在納粹的“神與我們同在”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在戈林（Goering）的恐怖轟炸之後，盟軍報之以“地毯式”轟炸。對於整個民族和文明的毀滅，其本身，以及作為統治的工具，已被證明是可能的、可取的手段。希特勒在斯大林的學校裏學會了大規模壓榨奴工的勞動力，可是在二戰接近尾聲時，德國戰俘在蘇聯也遭到了同樣並加倍的壓榨。德國和意大利社會精英的流失，同時怕被納粹科學家超越的恐懼，導致了原子彈的誕生。在歐洲這艘巨舟日漸沉沒之時，絕望出逃的猶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懷抱中建造了西方文明的孤島，猶太教不詳的輪回，更生仇恨的借口。在戰敗之後，秘密流亡到各國的納粹分子已經讓幾十個國家的軍事領袖或政客學會了迫害和折磨的藝術，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眾多專制者在他們的抽屜裏都會有一本《我的奮鬥》，也許會有一些小改變，只要替換幾個姓名，它總會派上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