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識分子在奧斯維辛（第5/8頁）

在當時當地，它們有著巨大的價值。它們讓我有可能重建與過去的聯系，從遺忘中拯救我的過去，並強化自我認識。它們讓我相信，我的頭腦，盡管被必要的日常事務所篡取，卻並沒有停止思考。它們提高我和我的對話者的眼界。它們讓我的靈魂得以喘息，雖短暫卻使我不至於陷入麻木，事實上，使我獲得精神上的解放，並與眾不同：總之，讓我找到了自我。只要讀過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的《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都會知道被迫生活在一個沒有書的世界將是多麽可怕，以及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對書的記憶是多麽寶貴。對我而言，集中營也是如此。在“尤利西斯”前後的那段時間，我記得我總是纏著我的夥伴們，讓他們幫助我找尋過去世界的碎片，但從他們那裏所獲不多，反而從他們的眼裏看到了惱火和懷疑——這個家夥幹嗎一直要找他的萊奧帕爾迪（Leopardi）和阿伏伽德羅常數（Avogadro’s number）？他是不是餓瘋了？

我也不應該忽視我作為一個化學家從專業中所獲得的幫助。從實用的角度來說，這很可能至少在幾次篩選中讓我免於走進毒氣室的命運。根據我後來讀到的這方面的資料，尤其是J. 鮑肯（J. Borkin）所寫的《法本公司的罪與罰》（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G Farben），盡管莫諾維茨集中營處於奧斯維辛的管轄之下，但實際上屬法本化工集團所有。也就是說，它是一家私營集中營。而德國工業家們，比納粹指揮官們的目光要稍微遠一些，意識到像我這樣的專業人員（在我通過相應的考試後）並不易於找到替換者。但我所說的不是獲得特權，或在法本公司的庇護下得到顯然的好處，不用體力勞動，沒有打人的“卡波”，我所說的是另一種不同的好處。我相信我能夠反駁，“以個人的經歷”，埃默裏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將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排除出知識分子的隊伍。而根據他的定義，知識分子只能來自於文學和哲學領域。那麽自稱“不善文字”的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否也不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呢？

進入集中營的時候，我不僅帶來了從研究中獲得的大量實際概念，還有一份難以定義卻有著更廣泛用途的科學遺產，那就是從化學及其衍生範圍內所獲得的思維習慣。如果我采取某種特定的行為，那麽我手中的物質，或者我的對話者會產生怎樣的反應？它（他或她）為什麽會表現出（或中斷、或改變）某種特定的行為？我能不能預測一分鐘後（或明天，或一個月以後）發生的事情呢？如果可以，那麽哪些現象是重要的，哪些現象又可以忽略呢？我能不能預知下一個拳頭會來自哪個方向？怎麽去招架或躲避？

但更重要而且更具體的是，由於我的專業，我形成了一種習慣。它可以多方面判斷和定義為人性或非人性的習慣，那就是在面對命運讓我相逢的人的時候，我從不保持冷漠。他們是人類，也是“樣本”，裝在密封信封裏，需要被定性、分析、稱重的標本。那麽，奧斯維辛這本打開在我面前的“標本集”是豐富多彩而新奇的，其中既有朋友，中立者，也有敵人，隨時隨地有滿足我好奇心的食糧。而一些人，在當時，在後來，認為這種好奇心是應該被摒棄的。這些食糧必然構成了我生存的一部分，並在後來為我的思考和著書提供了素材。正如我所說，我不知道集中營的經歷是否讓我成為了一名知識分子，也許在壓力稍有寬容慈悲之時，我在瞬間完成了這一轉變。即使我在後來成為一名知識分子，集中營的經歷也必然提供了幫助。我知道這種“自然主義”的態度並不僅僅（甚至必然）來自於化學，但在我的經歷中，它的確由化學中產生。在另一方面，這似乎並不是一種憤世嫉俗的說法——對我，對莉蒂婭·羅爾菲，對其他許多“幸運”的幸存者，集中營就是一所大學。它教會我們去觀察和衡量身邊的人。

從這方面來說，我的夥伴和辯論對手埃默裏擁有與我不同的世界觀，而且我們的世界觀互為補充。從他的文章中流露出不同的興趣：這興趣屬於在感染了整個歐洲，並威脅了（仍威脅著）世界的“瘟疫”中，走上戰場的政治鬥士；屬於奧斯維辛中缺少的靈修哲人；屬於被剝奪國籍和公民身份而被流放的學者。事實上，他的目光總是在高處，很少流連於集中營那粗鄙的囚犯，或者其中的典型形象，那些垂死的“穆斯林”，那些精疲力竭的人，因為他們的智力早已枯竭或趨於枯竭。

所以，文化是有用的，哪怕只局限於一些小事上，哪怕只是曇花一現。它能提高某個時刻的質量，建立與同伴稍縱即逝的情感交流，保持心靈的活躍和健康。然而，在自我引導和理解現狀中，文化是毫無用處的。在這方面，作為外國人的我和說德語的埃默裏意見一致。在禁止邏輯、藝術和詩歌的地方，邏輯、藝術和詩歌就無法幫助你理解這個地方的生存法則。在“地獄中”無聊與恐怖交織的日常生活中，忘掉它們則是有益的，就像忘掉家和家人一樣。但我說的不是絕對的遺忘，對於這些事，對於所有人，沒有人能夠做到完全遺忘。我所說的，是把這些記憶轉移到記憶的“閣樓”上，就像把日常生活中用不到的零頭碎腦都放在閣樓上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