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識分子在奧斯維辛（第4/8頁）

幾年前，在一封給我們共同的朋友海蒂·S.（Hety S.,我將稍後介紹她）的信中，我發現埃默裏把我稱為“原諒者”。我既不把它當作侮辱，也不把它當作贊美，而是認為這個稱呼並不準確。我並不傾向於原諒，我從不原諒當時的敵人，我覺得我也不會原諒這些敵人的效仿者，無論他們在阿爾及利亞、越南、蘇聯、智利、阿根廷、柬埔寨或南非，因為我知道沒有人類的行為能彌補一次罪行；我要求伸張正義，但從我個人來說，我並沒有能力去“以牙還牙”。

我只嘗試過一次。伊萊亞斯（Elias），我在《活在奧斯維辛》和《緩刑時刻》中提到的那個結實的矮子，一個從表面來看“在集中營裏快活”的人。有一次，我不記得什麽原因，他抓著我的手腕，破口大罵，把我推搡到墻邊。就像埃默裏，我突然感到自尊高漲，不由自主，超越了無數前輩留給我的遠離暴力的祖訓，嘗試自衛，用我穿著木鞋的腳踢在他的小腿上。伊萊亞斯吼叫起來，並不是因為那狠狠的一腳，而是因為受傷的尊嚴。眨眼之間，他把我的雙臂交叉按在我的胸前，把我推倒在地，把全身重量壓在我的身上，扼住我的喉嚨，瞪著眼睛看著我的臉。我現在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那雙眼睛，離我只有一個拳頭的距離，死死地瞪著我，帶著瓷器般的灰藍色。他扼住我的喉嚨，直到看到我開始失去意識才松開手，沒說一句話便離開了。

在這次“成人儀式”之後，只要有可能，我更情願把懲罰、報復和反擊的權利留給我的國家的法律。這是一個必要的選擇：我的過去塑造了我，而我不太可能再改變。如果我曾經目睹這個世界在我面前崩潰，如果我被判處流放而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如果我被嚴刑拷打而昏厥，失去意識（並超越意識），那麽我也許會“以牙還牙”，像埃默裏那些“憤恨者”們一樣生活。為此，埃默裏還專門寫了一篇充滿痛苦的長文。

以上論述了文化在奧斯維辛中顯而易見的劣勢。那麽，文化真的毫無優勢嗎？如果我否認了文化的優勢所在，那麽我真是對我所接受的適度的（而且“過時的”）中學和大學教育有些忘恩負義，埃默裏也不會否認這一點。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經常，不是每個地方，不是對每個人，但在有些時候，在特定的偶然情況下，文化就像寶石一樣珍貴。文化的確是有用的，它甚至會讓人感到如騰雲駕霧般淩虛馭空（但有著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險）；這種洋洋得意的感覺持續得越久，越強烈，摔到地面時就會越痛苦。

比如，埃默裏向我講述了一位在達豪集中營研究邁蒙尼德（Maimonide）的朋友，只是他的朋友是集中營醫務室門診的一名男性護士。而在達豪集中營，盡管管理嚴格，仍然有一個圖書館。而在奧斯維辛，甚至看一眼報紙都是聳人聽聞的危險事件。一天黃昏，完成工作後，在列隊走過波蘭的泥漿地時，他試著再次回憶荷爾德林（Hölderlin）的一些詩句。這些詩句曾令他頗為感動，但他這次並沒有成功：那些詩句就在那，在他的耳邊回響，但它們再也無法讓他感動。而另一次（顯然是在醫務室，額外的一份熱湯緩解了饑餓之後），約阿希姆·齊姆森（Joachim Ziemssen）的形象——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Magic Mountain）中那個道德敗壞卻極有責任感的軍官——卻讓他的心中充滿了狂喜般的熱情。

知識對我是有用的。並非每時每刻，有時可能通過隱秘的、不可預見的途徑，但它的確對我是用的，也許還救過我的命。在四十年後，我重讀《活在奧斯維辛》中的“尤利西斯之章”。這是我能夠印證其真實性（這是一種確認措施：在如此巨大的時間跨度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說的，一個人會懷疑自己的記憶）的少數情節中的一個，因為我當時的對話者，讓·塞繆爾（Jean Samuel），是那本書中少數仍然活著的人之一。我們仍是朋友，我們見過幾次面，而我們之間的記憶有些分歧：他記得那次對話，但是，可以說，記不得（或者記錯了）其中的重點所在。在那時，他對但丁並不感興趣。我們當時肩頭擔著湯。而我通過自己冒失而天真的努力，通過我的言語和混亂的學術回憶，在半個小時的時間裏，用我對但丁的熱愛感染了他。是的，在此處，我寫道：“要是誰能告訴我怎麽接下去，我情願把今天的湯給他，我忘記了結尾的地方。”我既沒有說謊，也沒有誇張。我真的會用湯和面包，也就是說，血液，去拯救虛無中失落的記憶。而在今天，靠著印刷紙張的幫助，我可以隨時隨地、毫不費力地查閱但丁的詩集，這也似乎因此毫無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