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無用的暴力

本章的題目似乎有些讓人不安，甚至有些唐突：這世上存在“有用的暴力”嗎？不幸的是，沒錯。死亡，即使不是人為造成的，即使在最仁慈的狀態，也是一種暴力。可悲的是，它有其存在的意義——不朽的世界（斯威夫特的“斯特魯布魯格”）既無法想象，也無法居住，而且比現在的世界更加暴力——盡管現在已經是一個暴力的世界。一般來說，謀殺也並非毫無意義——拉斯柯爾尼科夫（Raskolnikov）殺死了老放債人，為自己樹立了目標，盡管這目標是有罪的；就像普林西普（Princip）在薩拉熱窩（Sarajevo），或者阿爾多·莫羅（Aldo Moro）的綁架者在法尼大街（Via Fani）的所作所為。除了嗜殺成性的瘋子，任何殺人者都知道自己為什麽要殺人——為了錢，為了清除一個真正或假想的敵人，為了報復一次侮辱。戰爭令人憎惡，在解決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矛盾沖突時，它們是非常惡劣的手段。但我們不能稱戰爭是沒有意義的——戰爭有著目的，盡管其目的可能是邪惡或荒謬的。它們不是毫無理由的，它們的目的不是去施加痛苦；人們的確遭受痛苦，集體性的、巨大的、不公正的痛苦，但這痛苦只是副產品，額外的產物。而我相信，在希特勒統治的十二年中，德意志帝國所體現的暴力也同樣存在於其他歷史時空，但納粹德國的暴力具有獨特的一面，那就是無意義暴力的濫用，它將施加痛苦本身作為其單純的目的，即使偶爾有其他目的，也無法與它造成的巨大而毫無意義的痛苦相比。

帶著事後之明的智慧，再次審視被戰火摧殘的歐洲，以及最後，德國本土上的那些歲月，人們會感到被兩種觀點所撕裂：我們是見證了一個滅絕人性的計劃的理性實施，還是集體性瘋狂的表現（在歷史是獨特的，而且仍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理性地追求邪惡，還是缺乏理性？正如在人類行為中經常發生的情況——這兩種現象是共存的。毫無疑問，納粹主義的基本宗旨有其理性的一面：向東擴張的需要（德國人古老的夢想）；鎮壓工人運動；統治歐洲大陸；清除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猶太人，希特勒簡單地將兩者視為同一件事；與英國、美國分享世界的權力；對精神病人和無用人口進行“斯巴達式”清除，從而凈化日耳曼民族。所有這些因素相互一致，且都可以從《我的奮鬥》（Mein Kampf）難以否認地清楚闡述的幾點假設中推繹出來——自大和激進主義，狂妄和“Cründlichkeit”（徹底）；蠻橫的邏輯，但並不瘋狂。

仇恨但並不瘋狂也可以讓我們預見到以下目標的實現：發動軍事侵略或殘酷的戰爭；支持內部《種族法案》；轉移或清除整個人口，實行降伏、凈化或滅絕政策。無論是尼采（Nietzsche），還是希特勒或羅森堡（Rosenberg），他們宣揚“超人”的神話，這“超人”因其教義和天生的優越性而無所不能。他們自己以及追隨者們無不陶醉於這神話之中。然而，這時候，他們並不瘋狂。但是，值得讓我們深思的一個事實是：他們所有人，無論是導師還是門徒，都會漸漸脫離現實，正如他們的道德觀漸漸脫離所有文明在整個歷史中所共有的道德標準。而這種道德標準，是人類文化遺產的必要組成部分，是所有人類最終必須接收和承認的。

理性凋萎了，而對於毫無意義的暴力的實踐，信徒們更充分地超越（和背叛！）他們的導師。我極度厭惡尼采的學說——很難在其中找到一條不與我的看法相反的言論。他玄妙隱晦的風格也讓我厭煩，然而，在我看來，在尼采的學說中，並不能找到向他人施加痛苦的期望。冷漠，沒錯，幾乎在他每頁著作上，但從未有“Schadenfreude”（幸災樂禍），即因鄰居的不幸而喜悅，或更糟，故意施加痛苦而取樂。民眾的痛苦，“Ungestalen”（畸形者）的痛苦，天生低賤者的痛苦，是迎來“超人”統治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是較輕的罪惡，但仍是一種罪惡；其自身也並非所期望的目的。但希特勒的主義和實踐則完全不同。

迄今為止，許多毫無意義的納粹暴力歸屬於歷史的定論：只要想想發生在阿迪泰巖洞（Ardeatine Caves）、奧雷德（Oradour）、利戴斯（Lidice）、博弗思（Boves）、馬紮博托（Marzabotto），以及其他太多的地點，“不成比例的”大屠殺。盡管在本質上，報復已是不人道的。在這些大屠殺中，納粹已經大大超越了報復行為的極限。但是，還有其他規模較小的、個人的暴力，就像一幅巨大畫卷的細節，無法磨滅地銘刻在我們每個幸存者的記憶中。

幾乎毫無例外的，在回憶過去的時候，總是先想到一列列車，標志著前往未知的遠方，這不僅是因為時間順序的原因，也是因為毫無必要的殘忍，便存在於這些出於非常目的，用於押送犯人的（原本無害的）普通貨運車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