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

我從來不喜歡“無法溝通”（incommunicability）這個詞。它在20世紀70年代非常流行。我不喜歡它，首先是因為它是語言學的災難，其次有著更多的個人原因。

對於當今這個正常的世界，出於慣例或對比，我們時常稱其為“文明世界”或“自由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幾乎從來不會遇到一個全然的語言障礙，換句話說，就是發現自己面對一個人，你必須與對方建立完全的溝通，否則就會死亡，然後卻發現無法做到這一點。

一個著名但不完整的例子是安東尼奧尼（Antonioni）的電影《紅沙漠》。電影中，主人公在某晚遇到了一個土耳其水手。盡管這水手只會說土耳其語，但主人公仍徒勞地想讓對方理解他的想法。說這個例子不完整是因為雙方，包括水手，都存在著交流的意願，或者，至少不存在拒絕溝通的意願。

根據在那些年頗為流行的一個理論（盡管在我看來，這個理論是輕浮而令人不快的），“無法溝通”應該是不可避免的要素，尤其在工業社會的生活形態中，是人類生活中內在的無期徒刑：我們都是“單胞體”，無法相互交換信息，只能截削信息，錯誤地發出信息，誤會地接收信息。人們的交談是虛假的、單純的噪音，用描繪的面紗掩蓋存在的沉默；我們是孤獨的，即使（或者尤其）兩個人同居生活。在我看來，這種悲觀的理論起源於思想的懶惰；特別是，它通過一種危險而惡毒的怪圈，鼓勵思想的惰性。除非由於病理原因導致殘疾，人們可以而且必須交流，並借此以一種有益而輕松的方式維護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寧靜，因為沉默、訊息的缺乏，本身也傳遞著一種訊息，但這種訊息是含糊不清的，而含糊不清導致不安和懷疑。說人們不可能溝通是錯誤的，人總是可以交流的，而拒絕溝通是一種失敗。在生理和社會角度上，我們都預先傾向於交流，尤其在於其高度進化和高尚的形式——語言。所有的人類成員都有著語言能力，只有動物之間才不存在語言。

從交流的角度（事實上，無法交流的角度）上，我們幸存者有著一個特殊的經驗。聽到別人（我們的孩子！）說冷、餓或累的時候，我們總是習慣於令人厭惡地進行幹預：你知道什麽？你該體驗一下我們的經歷。一般來說，出於高尚品味和睦鄰友好的原因，我們試圖抗拒這些“自吹自擂”的誘惑。然而，我發現，如果我聽到人們談論溝通的失敗或不可能時，總會忍不住插嘴。“你應該試試我們的經歷。”哪怕在最困難的溝通環境中，比如，在日本或芬蘭的旅行者會發現，即使對方不明白他的語言，也會（同時）具有職業性的禮貌或善意，並努力地理解和幫助他。除此之外，在這個世界的任何角落，誰又不能說幾句英語呢？無論如何，旅遊者的問題並不多，總是那幾個相同的問題，因此無法溝通是罕見的，而相互理解幾乎會變得像一場遊戲一樣有趣。

當然，百年之前，意大利、土耳其或摩洛哥移民在美國，或者當今巴基斯坦移民在德國或瑞典所遭遇的情景可能更富有戲劇性。對於他們，不再有旅行社精心設計的路線，或者被剝奪所有意外的小小探險。他們可能是目標明確的遷移，從事如今看來相當原始的工作。在這種境遇中，書面或口頭的交流是人際關系不可或缺的重要補充——與鄰居、下屬、同事、上級，在工作中，在街道上，在咖啡館，與那些習俗不同並通常帶著敵意的外國人打交道。但在他們的環境並不缺乏矯正物。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具有足夠的智慧去理解其社會自身的利益與“外來勞工”的勞動力——因而與他們的身心健康和對新環境的適應——是統一的。他被允許帶來他的家人，也就是說，他故鄉的一部分；為他找一個或好或壞的住所；他可以（常常必須）參加語言學校。這些移民在走下火車時又聾又啞，但社會給予他們幫助，也許沒有愛，但並不缺乏效率，而他很快重新獲得交流的能力。

我們在更極端的環境中見證了“無法溝通”的現象。我所說的，是在眾多波蘭和德裔囚犯，以及一些阿爾薩斯人（他們能很好地理解德語）中，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希臘人，還有許多來自農村的匈牙利人以及法國人（溝通困難較小），會遭遇特別的溝通困難。對於我們意大利人來說，這種語言障礙的碰撞早已發生在進入集中營之前，在意大利，1944年4月，隨著黨衛軍接管了位於摩德納（Modena）附近的福希利（Fossili）加工營，意大利警察們，帶著明顯的不情願，將我們移交給黨衛軍。與那些態度傲慢的黑衣人打交道的第一刻起，我們就立刻意識到，能不能說德語是一個分水嶺。那些能聽懂德語，並能用流利的德語回答問題的人能夠建立一種表面上的人際關系，而對於那些聽不懂德語的人，黨衛軍的反應讓我們吃驚和恐懼——用平靜的口吻發布一個命令，仿佛知道這個命令會被服從，再大聲而憤怒地，一個字一個字地重復命令，然後是用盡全身力氣地高聲尖叫，仿佛他在命令一個聾子或一只牲畜。人們更多地是對命令的語調做出反應，而不是命令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