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內內內內（第5/11頁）

史迪威在日記中記錄道：“斧頭落下來了。”

作為獎勵，在史迪威被召回國後，羅斯福又把高斯大使的職位交給了赫爾利。備受鼓舞的赫爾利並沒有意識到危險所在，他修剪了一下紳士味十足的大胡子，準備單槍匹馬在一夜之間把中國的內戰問題解決好。他首先去了延安，詢問共產黨的領導人們在什麽樣的情況下願意與蔣介石合作，這讓他們大吃一驚。隨後，赫爾利帶著毛澤東提出的那些直截了當的解決條件急匆匆地返回重慶，結果發現自己大錯特錯了。委員長對毛澤東提出的那些條件連考慮都不願意考慮。從那之後，每當蔣介石提到赫爾利，都稱他為“大傻瓜”。

赫爾利帶著新的計劃又一次急匆匆地返回延安，這一次，他竟然試圖說服毛澤東接受蔣介石的條件，服從蔣介石的領導。一聽此言，毛澤東斷然拒絕。從那之後，每當提到赫爾利，共產黨都喊他“小胡子”。

負責為《新聞周刊》進行軍事報道的哈羅德·艾薩克斯認為，赫爾利“落到了那些政治關系錯綜復雜的人的手裏”。然而，《時代周刊》的安娜莉·雅谷貝的用詞則沒有這麽客氣。她指出，赫爾利“忘記了自己在什麽地方，跟什麽人在一起，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

美國政府安插在重慶的眼線都是些老中國通，其中有幾位還是在華傳教士的孩子。雖然其中一些人後來仍長期在外事局工作，並得到了不錯的職位，但在本書中比較重要的那些人，如謝偉思、柯樂博、戴維斯和範宣德等人的政治生涯卻很短暫。[6]他們跟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逐出政界，並因為報道一些與中國有關的不受歡迎的消息而在麥卡錫時代遭到迫害。據那些搞政治迫害的人講，正是他們幾個人使得美國“把中國給丟了”。

中國觀察家們傳回來的情報集中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不管華盛頓多麽希望蔣介石“統治”中國，蔣介石都即將把中國交到共產黨人的手中。這是他們在國務院裏的那些頂頭上司們極不願意聽到的消息，因為它與美國社會盛傳的有關中國的神話截然相反。人們指控那些派駐重慶的觀察家們偏離自己的等待預期——他們支持共產黨。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在向美國政府發出警告，提醒它注意似乎必定要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進程，從而能夠制定出一項切實可行的政策。然而，華盛頓對此的反應卻充滿了深深的懷疑和敵意，它堅持把美國國旗在蔣介石這艘正在沉沒的船只的桅杆上綁得更緊了。

“中國現在可以說是一團糟。”1944年3月20日，謝偉思在一份典型的諒解備忘錄中如此寫道：

……整個中國的可悲局面應該由蔣介石，也只能由他一個人來負責……如果備受蔣介石依賴的美國政府能夠確切地知道它想從蔣介石那裏得到什麽，並且堅定不移地朝著這個目標努力，蔣介石是會采取合作態度的……這也許會意味著美國將能在中國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不然的話，作為盟國的中國對美國來說將沒有太大的用處。如果我們這樣做了，也許還能拯救中國。

被派去協助史迪威的戴維斯給哈裏·霍普金斯寫信說：“美國人普遍誤認為蔣介石能夠代表中國。在中國擁有這種想法的也許只有委員長一個人。”

然而，華盛頓非但沒有對蔣介石采取強硬態度，還常要處處遷就於他。委員長（或者代表委員長的宋子文）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稍有不滿就會發出威脅：如果美國不能滿足其最新提出的要求，他們就要單方面跟日本人講和。蔣介石或宋子文還有另一種威脅方式：他們對華盛頓講，如果美國給不了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就去找莫斯科要。只要稍微動點腦筋就會發現，一個聲稱反對共產主義的政府卻發出這樣的威脅，真的是讓人感到奇怪。

羅斯福被嚇住了。他自認為非常了解中國人的心理。而實際上，他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都來自像美齡和子文這樣美國化了的中國人。這樣的人在中國都被稱為“香蕉人”，意思是說他們雖然外表是“黃”色的，裏面卻是“白”色的。在開羅見到蔣介石時，總統坦誠地說，那是他第一次見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東方人。羅斯福對薩默·威爾斯說，他在與蔣介石打交道時遇到了“數不清的困難”，他發現蔣介石“高度情緒化”，並且羅斯福個人對“蔣介石政權對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缺少同情”而感到非常不滿。盡管如此，羅斯福仍然指示馬歇爾將軍給予蔣介石特別關照：

我們大家必須牢記的一點是，委員長歷盡艱難才得以成為4億人民無可爭議的領袖，這是一項異常艱苦的任務：他把各個群體的各式各樣的領袖人物團結到了一起，其中包括軍人、教育家、科學家、公共衛生服務人員、工程師等人，這些人一直以來都在地方上或政府裏不停地爭權奪利，在極短的時間裏在全中國範圍內完成了一項我們用了兩個世紀才完成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