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內內內內（第6/11頁）

除此之外，委員長覺得有必要保持其個人的崇高地位。在那種環境之下，相信你我也一定會這麽做。他是行政首腦，又是總司令，這樣的人我們不能對他說話蠻橫，更不能像對待摩洛哥的蘇丹那樣對待他。

羅斯福對蔣介石的這番錯誤描述可謂是達到了荒唐的程度。他說的似乎更像是他自己，而不是蔣介石。在1945年接受埃德加·斯諾的采訪時，羅斯福承認說：“在開羅時蔣介石基本上沒給我留下什麽印象。後來我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我對蔣介石所有的了解都是聽蔣夫人說的。”

就這樣，美國人制定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對蔣家、宋家和孔家人個性了解的基礎上，而不是依據事態發展、國家形勢或人民疾苦。這還得歸功於宋家人傑出的政治權術。負責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的官方人物是國務院遠東司的老前輩項白克。項白克對中國的情況只有一點兒粗淺的了解，並且已經好多年沒有接觸中國事務了。

項白克就像一條待在國務院裏曬太陽的毒蛇，找到一塊有陽光的地方盤起身來，靜等著那些打擾它睡眠的動物自投羅網。他一生中只在中國待過4年的時間——是在辛亥革命時期，他曾在幾所國立大學裏教過書。他對漢語幾乎一竅不通，對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了解得就更少。1916年，他還用自己對中國的那點可憐的了解寫了一本名為《當代遠東政治》的書，出版不久便銷聲匿跡。“一戰”時期，他以陸軍上尉的身份在遠東問題上扮演了“專家”的角色。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他的“出謀劃策”，亞洲事務被搞得一團糟。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他進一步破壞了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從而為“二戰”埋下了禍根。憑著這種可疑的資歷，項白克又出版了一本經不起推敲的著作，憑著這本著作及其在哈佛大學的教師職位，項白克又於1928年被任命為國務院遠東事務司司長。

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任命可謂是國家之大不幸，它使項白克控制了外國事務管理局官員呈送給國務院和白宮的各種情報。他扣下了那些批評蔣介石的情報，不讓國務卿知道。他曾說：“美國的遠東政策就像是一列沿著鐵路線奔跑的列車。鐵路早已建好，火車駛向何方也已是盡人皆知。”事實上，這列火車在1975年到達了西貢，沿途一路呼嘯著經過北京、金門、馬祖島和鴨綠江各站。

項白克裝模作樣地把他的無知隱藏在道德背後，依賴國務院那些慣用手段，利用法律和技術上的種種便利來壓制那些更了解情況的下級官員的建議。他還聲稱自己對“神秘的東方世界”有特別而透徹的理解，為常人所不及。項白克和他那位死氣沉沉的門徒馬克斯韋爾·漢密爾頓嚴重脫離現實。1944年，他的一些手下起而攻之，反映他私下扣押轉給國務卿赫爾的重要情報。盡管如此，他也只是被調整了一下崗位，去擔任美國駐荷蘭大使，從而不需要為其對之後30年造成的惡劣影響承擔任何責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項白克用這樣的方式管理其下屬的機構，使得很多比他優秀的人的職業生涯毀於一旦，有的人甚至為此丟了性命，而他自己卻毫發無傷。

不管怎樣，現在一切都太遲了，項白克的快車早已在錯誤的軌道上失去了平衡。1943年1月初，謝偉思返回華盛頓述職，發現自己是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第一個從重慶美國外事局返回美國的人。他在報道中說：“屋椽上都長出苔蘚了。”由於專業原因，謝偉思一直關注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他還曾到毛澤東控制的地區進行過一次旅行，對中國共產黨了解得非常透徹。

在華盛頓逗留期間，謝偉思寫了一份很長的備忘錄，督促美國政府“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特別是國共兩黨之間日益擴大的分裂局面進行一次最為透徹深入的研究”。他警告說，國民黨離“表面上的民主”越來越遠，滿腦子只想恢復內戰。他指出，如果在打敗日本人之前就發動內戰，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他還說，絕不能低估這件事對美國作戰效果的影響，政治上的意義也同樣嚴重，因為共產黨目前控制著很大一片國土，並且他們能夠動員和教育這些地區的民眾。等到日本人被打敗的那一天，共產黨的統治區將得到強有力的保護，並會進入因日軍撤退而呈權力真空狀態的其他地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們認為，如果華盛頓願意的話，就足以迫使蔣介石采取適當的行動。他們認為，美國持續、無限制地援助蔣介石的行為表明，如果中國發生內戰，華盛頓將會支持蔣介石。因此，他們認為美國的援助是一種挑釁行為，這將逼迫他們轉向莫斯科尋求同樣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