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財政亂局（第5/14頁）

曾獲得羅德獎學金的哈佛大學學生費正清當時只有20多歲，那是他第一次來中國，剛到上海，他正好看到了當時的戰鬥場面。“我們登上公共租界碼頭，離正在轟炸閘北區的日本‘出雲’號巡洋艦和其他一些軍艦只有幾百碼的距離……來自廣州的十九路軍在被炸毀的大樓廢墟裏挖掘戰壕，繼續作戰。各種物資則是在夜間從100碼寬的蘇州河對岸運過來。日本海軍無法把這支部隊從這裏趕出去。”

在費正清從河對岸看不到的地方，埃德加·斯諾正站在閘北那冒著滾滾濃煙的廢墟上觀察著一切。“1932年1月28日深夜，四處一片漆黑。九龍路那邊突然傳來步槍和機關槍的聲音……我看到一個黑影突然定住，然後便倒下了。再遠處，一名中國士兵趴在地上，爬進一個門道，開始射擊。此時大街上空無一人，各家各戶的鐵百葉窗如同蛤蜊殼一樣關得緊緊的，最後一盞燈光也熄滅了。”

1932年3月3日雙方停火之後，將近60萬人成了難民，貿易完全中斷，關稅收入下降了75%。另外約有900家工廠和商鋪毀於戰火或處於停業狀態，總損失達1.7億美元。

宋子文對日軍進攻帶來的嚴重後果深感震驚，並由此做出了一些危險的結論。“如果讓中國在共產主義和實行軍事統治的日本軍國主義兩者之間做出選擇的話，中國將選擇共產主義。”這番頗為大膽的言論是他於1932年3月在接受卡爾·馮·威甘德采訪時說的，這讓他直接站在了蔣介石的對立面。這種話從這位富有的金融家兼財政部部長的口中說出來，起到的反偶像崇拜的作用更大。在文章一開頭，馮·威甘德就指出，由於子文擁有大量的財富，他被稱為“中國的皮爾龐特·摩根”。

我們坐在上海法租界內他那座金碧輝煌的別墅的會客廳裏。別墅四周圍著12英尺高的院墻。兩座大門都是用厚厚的純鐵打造，門上連一個小洞都沒有，從外面根本看不到裏面的情況。

院子裏有8個持槍的警衛，其中兩人肩上還挎著短筒防暴槍。他們的口袋裏都鼓鼓囊囊的，我敢肯定裏面裝的不是蘋果。

由於激動和怨恨，宋先生的聲音有點顫抖。他這個人平日裏就很少說話，更不用說在公開場合了。

“你看看，中國難道不是正在被逼入絕境嗎？而世人卻袖手旁觀，一點兒也不願意幫中國的忙。”

這裏所說的“世人”，很顯然指的就是國際聯盟。

“中國已經受到侵略——滿洲裏和上海都遭到了侵略。而侵略中國的國家不僅是國際聯盟的成員國，還是宣布放棄把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的簽署國。”

“在滿洲裏和上海都沒有提出任何要求。開戰之前以及整個戰爭過程中，從沒有按照國際聯盟、《非戰公約》和《九國公約》中規定的原則進行交涉。”

“他們從未正式宣戰，但戰爭還是打起來了——在滿洲裏，他們是打著‘剿匪’的幌子，而在上海則是無恥地聲稱要‘保護自己的國民’。後來，侵略者又把這件事稱為‘上海事件’，還一度稱之為‘緊急狀態’。”

“現在我們可知道未來的戰爭會叫什麽名字了。”

“‘上海事件’——沒錯，確實是一次‘事件’，一次導致一萬兩千余人傷亡、損壞上億元資產、致使整個上海商界癱瘓數星期的‘事件’。國際聯盟和其他大國就在那裏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甚至還允許日本人把公共租界作為作戰基地。”

“如果中國為了國家統一並免遭外國軍事統治而轉向共產主義或蘇維埃主義的話，你會感到驚訝嗎？”

當大家都心急如焚的時候，蔣介石的注意力卻集中在了共產黨身上。他現在仍需為自己的“剿匪行動”提供經費。

子文擔心，把目光只盯在共產黨身上會讓蔣介石忽視日本可能帶來的真正危險，這一觀點得到許多金融大亨和留洋歸國的專業人士的贊同。1932年春，這些人在上海組建了一個名為“反內戰同盟”的組織。子文雖然沒有直接參加該同盟的會議，但他說，該同盟是“由民族的有識之士組成的”，其“勢力正在迅速增大，很快就將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宣告使用武力來解決政治問題是不合法的行為”。該同盟承諾，如果南京國民政府把錢用在打內戰，而不是抵抗外國（日本）侵略上的話，他們將停止給它提供一切經費。

從各個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古老而棘手的話題，在共產黨和蔣介石政權出現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就已存在。無論政府面對的內部敵人是“拳匪”、太平天國義軍還是哪個地方的“土匪”，他們畢竟都是中國人。而任何政權的首要責任，就是要使中國免受外來侵略。但是，在如何定義什麽是“外來”的問題上，同盟內部產生了分歧。該同盟成員都是上海各界的精英分子，其中有些人認為共產黨是蘇俄勢力在中國的延伸，而不是土生土長的中國運動。於是，關於他們到底是信奉共產主義的中國人還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者這個問題被提交給了該同盟的常務委員會。把持常委會的是杜月笙和坐“上海三大亨”第三把交椅的張嘯林這兩位富有的慈善家。委員長剛任命杜月笙擔任“剿匪總負責人”。不知出於什麽原因，常委會最終也沒能解決這一問題。後來由於又受到一些其他挫折，該同盟也就半途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