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財政亂局（第6/14頁）

子文對這種情況非常反感，像哈姆雷特那樣思考了幾周後，他決定再次提出辭職。機會馬上就出現了。

正如大衛王把拔示巴[2]的丈夫打發到前線作戰一樣，委員長把英勇善戰的十九路軍調到了遙遠的福建省去對付那裏的共產黨，這樣可以使自己擺脫掉這支在上海保衛戰中受到人們廣泛贊譽的作戰部隊。很顯然，蔣介石對它的英雄行為又妒又恨，他正準備再次對紅軍遊擊隊在深山中的根據地發動進攻，可以借此機會派十九路軍到前線去，讓它被紅軍吃掉。

調離十九路軍就削弱了上海的防禦力量，引起了上海金融界人士的極大不滿。這正好給了子文一個現成的能打動他那些金融界同僚們的理由，於是他便於1932年6月4日提交了辭呈。

此時的子文暫時處於上風，他在籌款方面很有一套，對於蔣介石來說非常重要，因此蔣介石沒有批準他的辭呈。兩人最終達成了一項妥協：如果能把子文從行政院副院長升為行政院院長，他還可以繼續兼任財政部部長。這意味著汪精衛必須讓位。子文還設計使蔣介石做出讓步，同意用部分鴉片收入來支付政府沉重的軍費開支。

根據商定，能屈能伸的汪精衛於1932年10月宣布自己因病將去國外“就醫”。子文當上了行政院代院長，影響力比以前更大了，於是他立即利用手中的權力再次發起抗日運動。

日本人目前已經占領了滿洲裏，接下來，他們很可能以消滅共產黨的名義侵犯附近的熱河、察哈爾和河北等省份[3]。子文號召人們起來阻止日本的進一步侵略，同時還號召人們在全國範圍內抵制日貨，並再次譴責國際聯盟對日本侵略滿洲裏和上海的行為沒有做出有效的回應。日本人果真在很短的時間裏便向熱河發動進攻，在1月飛到熱河組織部隊抵抗的是子文，而不是蔣介石。陪他一起去的還有少帥張學良。

子文在財政方面雖然比較保守，但從熱河回來後，他毫不猶豫地再次組織上海的銀行家們開會，又發行了一批債券，不過這一次是為了購買對日作戰的武器裝備和發放軍餉。委員長很快便出手加以阻撓，駐紮在熱河省會的中國軍隊一仗都沒打就被蔣介石撤走了。隨後，為了讓子文老實點兒，汪精衛的政治病奇跡般地“治愈”了，並返回國內繼續擔任他的行政院院長之職，並且還與日本人簽署了一項新的協定。再次回到財政部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位子上的子文發現自己所有的收獲都變成了泡影，蔣介石又一次欺騙了他。1933年5月31日簽署的《塘沽協定》實際上是把熱河省旁邊的河北省拱手讓給了日本人。

子文在經濟上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這很值得表揚，但在中國政壇上他卻是一敗塗地。他的同僚們經常說，因為他不願意按照“中國人的規矩”辦事，所以才會到處碰釘子。1932年上半年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讓民國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實現了國家收支平衡。不知是何原因，委員長在短期內縮減了軍費開支，也許是特意做出這一姿態，以向日本表明其軍事力量並非以抗日為目的。不過，《塘沽協定》簽署之後，蔣介石又開始大幅增加軍費，子文暫時取得的虛幻成就也就化為了泡影。

子文常被比作中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4]，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他組建了一家國家銀行來充當政府金庫。1928年，他就曾與上海的兩家主要金融機構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打過交道。建立之初，這兩家銀行都屬於國家所有，但在20世紀20年代的動蕩時期，它們落入了上海金融家們的掌控之下，管理層現在也不願意把它們交給子文。由於銀行界是政府債券的重要發放市場，子文並不想與金融家們為敵，而是采用權宜之計，從這兩家銀行借款組建中國中央銀行。1928年11月1日，中央銀行正式成立，總部設在上海原德國俱樂部舊址。

到了1933年5月，局勢已經非常明顯，如果僅僅是繼續暗中幹擾，子文的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更多的進展。為了避免落得個雞蛋碰石頭的下場，對他來說，更好的辦法也許是應該離開中國政壇，到一個無人能與之匹敵的領域裏去一顯身手。而此時，“財富”也早已來到了他的眼前，亨利·盧斯旗下的1933年第6期《財富》雜志樣本運達上海，大幅報道了中國的這位傳奇式的財政部部長宋子文。

亨利·盧斯這麽做是為了兌現自己1934年許下的諾言。當時他親自到趕到上海來參訪，在法租界子文家中的多次長談中，盧斯曾一再督促子文去美國轉轉，聲稱他肯定會受到美國金融界和政府領導人的熱烈歡迎。為了促成此行，他們做了如下安排：給子文發一封會議通知，邀請他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然後子文可以從倫敦動身去紐約和華盛頓。盧斯做出專門安排，在子文抵達美國前夕，在雜志上對其進行大篇幅的報道。此外，他還安排子文在倫敦通過美國廣播公司向美國人民做了一次重要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