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第6/12頁）

慶齡曾去過歐洲一段時間，與鄧演達到柏林參加一次軍事會議。身在歐洲的鄧演達一直通過在國內為他工作的朋友和代理人組建一支“第三勢力”。慶齡則勸鄧演達與她返回上海，與蔣介石面對面地展開鬥爭。他們同意一起合作，先在暗中組建“第三勢力”，等到其力量足以與蔣介石相抗衡時再正式公開活動。慶齡回國幾個星期之後，鄧演達也悄悄潛入了上海公共租界，在一處安全的住所裏建起了總部，並開始聯系全國各地的“第三勢力”成員，將其力量凝聚到一起。

隨著“第三勢力”地下力量的日趨活躍和逐步發展，中國在短時期內又出現了一種可以替代共產黨和南京獨裁政權的勢力。鄧演達頻繁露面，公開指責南京國民政府背叛了人民，變成了軍閥、官僚、地主和財閥們利用的工具。他還攻擊共產黨，指責它置中國人民的利益於克裏姆林宮的利益之下。他號召發起一場由所有受壓迫的“普通民眾”支持的完全意義上的社會變革，建立一個既遠離資本主義又遠離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

蔣介石通過杜月笙之手做出安排，由英國和美國巡捕出面，在公共租界內抓捕了鄧演達。他們根本不需要費心去提什麽正式控告，而是跟蹤鄧演達來到他的藏身之處，然後將其直接逮捕，交給南京國民政府的秘密警察。蔣介石把他監禁在南京城外的一處地方，嚴刑拷打了幾個月。

慶齡竭盡全力想救他出獄，她一再地發出呼籲。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對哈羅德·伊薩克斯說，慶齡采取了非比尋常的一步：她親自到南京面見那位令她厭惡的妹夫。史沫特萊說，在委員長的辦公室裏，慶齡打破了自己絕不求蔣辦事的誓言，一再懇求蔣介石饒過鄧演達的性命。蔣介石面無表情地聽她訴說了很長一段時間，一言不發。直到慶齡累得口幹舌燥、筋疲力盡，蔣介石才盯著她看了看，簡單地說了一句：“我已經下令處死他了。”不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還有待進一步查考。

就在幾天前，也即1931年11月29日，在被捕將近一年之後，根據蔣介石的命令，鄧演達被押出牢房，被一根金屬絲慢慢勒死了。據說那位劊子手非常有名氣，他能夠在行刑時讓受刑人在半小時之內不斷氣。在蔣介石的辦公室裏，慶齡為一個業已死去的人不斷求情，而蔣介石則不動聲色地看著慶齡流露出的脆弱的一面，他似乎很享受這一刻。慶齡對他的回答深感震驚，回到上海後，她發表聲明譴責這一政治謀殺行徑：

作為一種政治力量來講，國民黨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是一件無法掩蓋的事實。促成國民黨滅亡的，並不是黨外的反對者，而是黨內自己的領袖……殘暴的大屠殺和恐怖迫使革命轉入地下。國民黨以反共為名來掩飾它對革命的背叛，並繼續進行反動活動。在中央政府中，國民黨黨員力爭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鞏固他們的地位……但是，忠實的、真正的革命者卻被有意地百般拷打，置於死地。鄧演達的慘遭殺害就是最近的例子。他為人堅定、耐心、忠誠、勇敢……

我不忍見孫中山40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國民黨軍閥、政客所毀壞……我深信，雖然今天當權的反動勢力在進行恐怖活動，中國千百萬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棄自己的責任；反之，由於國家當前形勢的危急，他們將加緊工作，朝著革命所樹立的目標勝利前進。

慶齡受到了各種各樣的監視和恐嚇，與其相反，她的小妹美齡卻開始垂簾聽政。現在的美齡變得比以往更加精力旺盛，也更加傲慢。蔣介石的追隨者們對她的急躁脾氣和傲慢態度已經有所察覺，平日裏對她以禮相待，卻又敬而遠之。在與蔣介石婚後的前20年中，美齡對蔣介石的影響隨著蔣介石的忠誠程度以及她促成外國政府支持蔣介石政權的成敗而起起落落。亨利·盧斯在《生活》雜志上有意用漫畫手法來描述委員長夫婦，把他們塑造成浪漫主義的典型，使他的雜志成了報攤上的熱銷貨。在撰寫文章時，盧斯一貫喜歡給登上他雜志的名人起一個綽號。他稱蔣委員長為“委座”，稱美齡為“委座夫人”。中國的記者們則把這兩個名字縮寫成“委座”和“夫人”，或者有時候稱她為“龍夫人”。身材瘦長結實、態度嚴肅認真的陸軍校官約瑟夫·史迪威時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專員，他給這位中國最高領袖起了一個諢名：花生米。

美齡則成了“花生米”與西方世界對話的翻譯。她接受“半官方”的采訪，撰寫長篇書信、雜志文章和書籍，並在美國出版。對美國人來說，此舉產生的誘惑力可謂非同小可，它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假象，讓他們感覺這位從美國大學畢業的聰明女子已經接管了中國的大權，正在對這個神秘而又復雜的國度裏發生的一切事情接連不斷地做出自己的評判。除了東方人的長相外，她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像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正如美齡自己說的那樣：“我身上唯一屬於中國的東西就是自己的面容。”此外，她還是一位基督徒，這讓美國人也感到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