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財務總管（第3/5頁）

達勒姆之行結束後，查理又乘火車北上紐約，消失在大家的視野之中。他與那裏的美籍華人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募捐經費的事情還是謹慎為妙。他就像一條在渾濁的河水裏遊蕩的大鯉魚，除了水面偶爾泛起的浪花表明他來過之外，再無其他痕跡。

在紐約，他的連襟溫秉忠已經給他鋪平了道路。溫秉忠在革命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奇怪的角色。表面上，他是慈禧太後信賴的教育顧問，實際上他卻有著雙重身份。跟他的連襟牛尚周一樣，他也為宋查理敞開了大門，進一步說，是為反對朝廷的共和派敞開了大門。溫秉忠和牛尚周都是上海政府中的權勢人物，他們占據著令人羨慕的職位，就像資助西班牙政府的富格爾和韋爾澤等德國銀行業家族一樣，在紐約，溫秉忠為查理打開了金融界的大門，把他介紹給各位華人社區領袖和華人銀行家。

返回上海後，查理向同盟會的財務部上交了200多萬美元的資金。這個數字得到過很多資料的確認，曾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施肇基1936年在杜克大學的演講中也提到了這個數據。可以肯定，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很多人捐贈的，但種種跡象表明，最大的一部分應該是從他的老朋友兼恩人朱利安·卡爾那裏得到的。

由於1905—1906年在美國的籌款活動取得成功，宋查理被任命為同盟會財務總管。以前他只是兼任這方面的工作，而現在已經正式負責革命活動的經費保障了。此外，他還繼續擔任孫文在上海同盟會總部的執行秘書，用自己口袋裏的錢供給孫文的個人花銷，主要是確保在任何情況下孫文的革命活動都不能中斷。

自1907年起，在清政府持續的外交壓力之下，孫文不停地從一個國家流亡到另一個國家，他的行蹤也變得越來越難以捉摸。流亡者的生活是艱難的，但他總能受到女人們的熱烈追捧，每到一處都有女士設酒宴招待他。他擅長燃起那些離開祖國多年的人們的激情。很長一段時間裏，孫文獲準可以在日本自由活動。但是，由於到日本的中國激進分子越來越多，到了1907年，日本政府漸漸感到不安，於是便給了孫文一筆錢，禮貌地請他離開日本。於是，他便去了印度支那，在河內和西貢的大型華人社區繼續謀劃革命。他得到了同情革命的法國殖民當局的支持。法國殖民當局通過在中國進行鴉片貿易獲取了豐厚的利潤，此外，它還與上海法租界的秘密會社保持著利益關系。在紅河和湄公河的上遊活動著多支中法混合軍隊，主要從事貨物走私，並從當地山民部落手中收購生鴉片。

孫文覺得，可以利用這些販賣鴉片的私人武裝去騷擾清廷防禦薄弱的邊境地區，說不定還能在廣西或雲南奪取一席之地。他在河內的支持者也慷慨地表示願意把這些“軍隊”交給他來指揮，他接受了。經過一系列小規模的進攻，孫文借來的這支軍隊占領了一片地區，但緩過神來的清軍很快便發起反擊。孫文的部隊搶了一輛火車逃回法國人的地盤。但清軍依然窮追不舍，結果在中國和法國之間引起了一場國際糾紛。雖然清政府明顯是受害一方，但最終的結果還是跟以前大多數這樣的糾紛一樣，以中國向法國賠款了事。作為回報，法國答應清政府，將逼迫孫文離開河內。孫文只好去了新加坡，隨後又到了曼谷。在曼谷，他很快就把一個人數眾多的華人社區給鼓動了起來。驚慌失措的美國駐曼谷大使漢密爾頓·金於1908年12月15日給時任美國國務卿的伊萊休·魯特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被長期淹沒在美國國務院的档案館裏，因其內容頗能反映出孫文那復雜的性格和變通的手段，因此很值得重視：

他到達這裏之後，一直不動聲色地進行他的工作。然而，無論是當地的中文、暹羅文，還是英文報紙都立即公開發表與中國革命和革命者有關的文章，文中還提到了孫文的名字，提到了他正在從事的工作，並回顧了他來暹羅前的革命經歷。他們提醒與清政府友好的暹羅政府應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於是政府便派警察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及時匯報他在聚會時的講話內容。

12月4日，曼谷市市長和警察局局長找孫逸仙前去談話。他們首先稱贊孫逸仙是一位彬彬有禮的紳士，接著告訴他，他的到來讓這個城市裏的很多“中國佬”變得越來越不安分。因此，考慮到暹羅的特殊情況，曼谷當局要求他在三天之內離開曼谷。孫逸仙聞此大為驚訝，隨後聲稱時間太過倉促，他希望能夠寬限幾天，以便能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完。當問到需要幾天時，孫逸仙跟他們講至少需要一個星期。曼谷方面督促他盡快離開，他平靜地回答說，在正式回復之前，他得去見見他的大使。當他們問他的大使是誰時，孫逸仙沒有回答，而是禮貌地起身告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