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與淮系集團之博弈（第3/4頁）

在國家的稅收分成問題上，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各口洋稅大多為地方截留，中央幾乎無從染指。對此，清政府自然十分不滿，但迫於客觀情況，清政府還是容忍了下來。戰爭過後，清廷立即通過對外賠款，間接地取得了四成洋稅的支配權。到同治五年（1866年）賠款償清以後，四成洋稅就成為清政府直接控制的重要財源。在子口稅與厘金問題上，清政府也不滿足“厘金征收利歸督撫，而子口稅收入，利歸中央”的現狀。鹹豐八年（1858年），中英簽定《天津條約》，根據條約規定，洋貨進入內地，在交納了子口稅之後，不再需要交納厘金。通過這項規定，清廷實際上就把原來一部分屬於地方財政的收入重新轉移到了中央政府的手中。這充分反映了清廷對地方財政的攘奪情況。

6.繼續運用操縱、平衡之術，控制、操縱幾個主要的地方集團。

洋務運動時期，鑒於湘系集團的強大，清廷采取的對策是“揚淮抑湘”與“揚左抑曾”，用分化瓦解手段，來迫使曾國藩始終如履薄冰，不敢稍有非分之念。到了19世紀80年代，隨著湘軍的裁抑，曾國藩的死去，湘軍集團已構不成對朝廷的威脅。隨著李鴻章的淮軍集團的膨脹，清政府又采取了“揚左抑淮”、“用左制李”的政策，扶植左宗棠的湘軍集團與李鴻章淮軍集團抗衡。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海塞防之爭問題上，清政府針對左、李二集團的利益分別加以操縱，既使李、左各自發展，分別發展海防與收復新疆，控制西北；又使二者互相競爭，各不相讓。為了制約李鴻章，清政府甚至兩次調左宗棠入駐中樞，並發展福建水師，“益揚左以抑李”[2]。只是由於左宗棠為相能力甚差，老朽不堪，而未能滿足清廷制約李鴻章集團的目的。醇親王奕譞就曾經說過：“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駕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雙峰插雲之勢，庶收二難竟爽之功。否則偏重之跡一著，居奇之弊叢生。”[3]到了80年代中期，隨著左宗棠的去世，湘系集團勢力衰落，洋務派形成了淮系一支獨秀的局面。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又取扶植洋務派後起之秀張之洞的政策，以期達到牽制淮系勢力的目的。如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他在兩廣總督任上籌建中的槍炮廠發生去留問題。繼任兩廣總督李瀚章對辦洋務並不熱心，不願接辦，但他積極建議將槍炮廠移往北洋，由胞弟李鴻章接管，李鴻章喜不自盡，立即響應。總理海軍衙門大臣醇親王奕譞對淮系勢力過分膨脹十分擔憂，有意扶植張之洞，以便與之抗衡，乃暗示張之洞繼續辦槍炮廠。張之洞隨即要求槍炮廠移鄂，所需款項仍由粵省墊付，海軍衙門和戶部會同批準了張之洞的要求。最後，廠址選在漢陽大別山麓，光緒十九年（1893年）全部建成，這就是湖北槍炮廠的由來。正是在清政府的扶植下，張之洞迅速組成了一個實力雄厚、自成系統的洋務集團。對慈禧、奕譞的這種掣肘裁抑，李鴻章大為不滿，又無可奈何，甚至一度把希望寄於光緒皇帝親政：“但冀因循敷衍十數年，以待嗣皇親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變。焦悚莫名。”[4]在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李鴻章在總結其舉辦的洋務運動失敗原因時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5]對慈禧太後及清流派的不滿溢於言表。

19世紀八九十年代，洋務運動進入鼎盛時期。洋務運動使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使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洋務派對清王朝的內政、外交、軍事、經濟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清廷既要依靠洋務派，又擔心洋務派失去駕馭，富於機詐的慈禧太後又玩弄起“以清議維持大局”的手法，鼓勵一些大學士、言官和禦使制造輿論，抨擊時政，彈劾權貴，以此牽制洋務派。這是清流派產生和活躍一時的緣由所在。清流派一些主要人物如李鴻藻、翁同龢甚至進入樞府，而張之洞則既兼清流身份又擁有一方勢力，更是讓李鴻章的淮系不敢輕視。總的看來，慈禧太後在洋務運動時期運用此術對地方的操縱和控制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1] 寶鋆等：《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71，故宮博物院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