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與湘系集團之博弈

同、光年間，清王朝雖然確立了垂簾聽政制度，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恢復了戰前極端的君主專制制度，但無法改變在戰爭過程中失落到地方督撫手中的權力的現狀，也無法改變整個權力構成上的外重內輕的局面和政權結構呈現出的分權狀態。面對中央與地方關系中這種不正常的狀況，在鎮壓了太平天國、渡過了統治危機之後，以慈禧太後為首的中央政府，就開始了力爭改善其軟弱無力的處境，力圖最大限度地恢復中央權威，重新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分配關系，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地方督撫勢力膨脹的政策。

這些措施主要表現在：

（一）裁湘軍恢復綠營

攻陷天京硝煙方散，高層滿漢統治集團內部就開始了極為激烈的爭奪兵權的鬥爭。這包括削弱勇營和恢復綠營兩個方面的內容。湘軍集團擁有巨大軍政實權，幾與清廷形成雙峰對峙，因而出現相當緊張的局面；並且積累已久的其他內外矛盾，這時也一並爆發出來。作為湘軍集團首領，又戰功高、軍權大、地盤廣的曾國藩，自然就成為眾矢之的。正如曾國藩的心腹親信趙烈文所說：“同治改元至今，東南大局日有起色，泄沓之流以為已安己治，故態復萌，以私亂公，愛憎是非，風起泉湧。修往日之文法，以濟其予奪之權。數月之間，朝政一變。於是天下識時俊傑之士，皆結故舊，弛竿牘，揣摹迎合以固權勢而便興作，外之風氣亦一變……大難即稍夷矣，事功見不鮮矣，袖手之徒改而爭先，忌憚之心亦為慢易，則疑謗漸生，事多掣肘，必然之勢，初不因權重之故也。”[1]尤其是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廷中央直接掌握的軍隊——八旗、綠營在太平天國的打擊下，早已基本瓦解，唯一可依賴的僧格林沁軍，質與量兩個方面，又大大落後於湘軍。力量對比上這種明顯的劣勢，使滿洲貴族對湘軍集團，特別是對曾國藩兄弟二人，不能不產生戒備的心理，視為潛在的對手。這樣，曾國藩集團就面臨著兩種選擇：要麽趕快裁軍，以打消清政府和各方面的顧忌與不安；要麽起而反叛清中央政府，進而取而代之。曾國藩既然不願反抗和冒險，就不能不趕快裁撤自己的軍隊，以打消清廷的疑忌心理。事實上，富有政治經驗的曾國藩，在攻下天京19天後，即奏請裁撤最讓清廷不放心的曾國荃軍，緊接著又讓乃弟告病乞休，帶所部先撤之勇回籍。至同治五年（1866年），不僅曾國藩直轄軍2萬人裁撤幾盡，且左宗棠湘軍及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省湘軍也相繼大量裁撤，50多萬湘軍，除李鴻章淮軍已自成體系不計外，留存的不過10余萬人，而且這10多萬人又是駐防各地必不可少的人數。這樣，清廷的戒備與疑忌心理，自然也就大為緩解。言官等對曾國藩湘軍集團的多方責難，也就煙消雲散，一了百了啦。

與此同時，清政府還為恢復綠營額兵進行了一番努力。自湘軍攻陷安慶、對太平軍穩操勝券以來，不斷有人奏請恢復綠營額兵。同治元年（1862年）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請整頓江西綠營，其後未能按計劃實施。同治二年（1863年）又有人要求恢復浙江綠營，左宗棠以暫行裁汰綠營額兵復奏。同治三年（1864年）先是安徽巡撫唐訓方轉呈僧格林沁的咨文於兩江總督曾國藩，要求恢復安徽綠營，接著湖北巡撫嚴樹森又奏請補充江蘇、浙江、安徽等省綠營額兵，清廷令各省督撫妥議具奏。兩江總督曾國藩會同安徽巡撫上奏提出，“安徽原設綠營額兵散亡殆盡，應仿照浙江成案，潰卒不貲準收伍，間存零星孱弱之兵，即予一律裁撤，其營汛將缺出，並請暫緩敘補，統俟一二年後軍事大定，或挑選勇丁，或招募鄉民，次第簡補，以實營伍而復舊制。”這一年，山東巡撫閻敬銘還曾奏請“飭多隆阿募北方將士，教之戰陣，擇其忠勇者，補授提、鎮、參、遊，俾綠營均成勁旅”，以矯“專用南勇”之弊，兼杜“輕視朝廷之漸”。[2]不料，多隆阿該年死於陜西周至，僧格林沁次年死於山東菏澤，這一切使清廷撇開湘淮將領而恢復綠營舊制的幻想化為泡影。與此同時，清政府還曾令直隸總督劉長佑挑選直隸綠營，組建六軍，冀成勁旅。但由於兵、戶兩部的幹預，改造很不徹底，致使腐敗依舊，戰鬥力太差，在西撚軍面前一觸即潰，實驗遭到失敗。同治七年（1868年），撚軍徹底失敗，清廷下令裁撤淮軍，但很快發現，撤勇之後別無勁旅可資調用，不僅京畿空虛，整個清王朝亦將失去軍事支柱，只好收回成命，令湘淮軍駐紮各地，維持統治秩序。迨至同治八年（1869年）曾國藩就任直隸總督重新練兵時，清廷只好同意奏請，挑選綠營精壯，完全按照湘軍營制，由湘軍將領進行訓練，徹底割斷同原綠營的一切聯系。雖兵源來自綠營，但營制、風氣全變，故而改名練軍，再不是原來的綠營額兵。此後，雖仍保有一部分綠營，但總的來講，清政府恢復綠營額兵舊制的努力遭到了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