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與湘系集團之博弈（第3/3頁）

同治九年（1870年），曾國藩因辦理天津教案對外妥協，又受到清流派的猛烈攻擊，致使曾國藩憂懼成病，從此心灰意冷。清廷這種用清流派制約地方實力派的做法，引起了曾國藩集團的大為不滿。郭嵩燾在給曾國荃的信中就說：歷觀言路得失，“敢直斷言曰：自宋以來，亂天下者言官也。廢言官，而後可以言治。”“唐宋之言官雖囂，尚不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意而息其辯，覆轍相循，終以不悟。”“文宗初基，東南糜爛，天下岌岌。朝廷懷恐懼之意而出之以端簡，百官懾於大難之驟興，瞻顧卻立，而抑不敢肆其囂囂。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謂自是可以長享無事，而議論囂然。言路之氣日張，時事亦愈棘矣。”[3]對清流派的無端攻擊，曾國藩雖然心中不滿，但也不敢據理抗爭。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做，正是他老於仕道之處。因為他深知，在仕途上，越是功高權重，就越是要小心謹慎，稍有不慎，就會被禦史所彈劾。如要上疏抗辯，又往往言多必失，愈加被動，甚而招來他禍，受屈更大。如此看來，慈禧太後挾居高臨下之勢，行以言官壓制地方實力派之策，在內輕外重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求得中央與地方之間某種平衡和暫時的穩定，還是行之有效的。

太平天國以後，經過慈禧太後的努力調整，中央政府的權勢的確有所回升，地方督撫的任免大權仍然牢牢操於中央政府的手中，地方督撫還不敢公然與中央抵抗。但這並不能，也不可能改變清廷大權旁落地方的這一歷史事實。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仍然在不斷的沖突與調整中發生著變化。國家權力，仍然在不斷地向地方傾斜。

[1]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三年四月八日。

[2] 《清史稿·閻敬銘傳》卷438，中華書局1976年標點本。

[3]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第10卷，光緒十八年刊，第28—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