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該下移之權力（第3/3頁）

在這種情況下，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發布上諭，明確規定：

通商大臣業已裁撤，總督自當長駐津郡，就近彈壓，呼應較靈。並著照所議，將通商大臣衙署改為直隸總督行館，每年於海口春融開凍後，移紮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李鴻章現任直隸總督，當懍遵此次改定章程，將洋務事宜悉心籌劃。海防緊要，尤須統籌全局，選將練兵，大力整頓。[4]

這裏確定了直隸總督的保定、天津兩地輪駐制，當時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朝廷明令規定直隸總督不僅掌管地方事務，而且參與全國外交活動。尤其是將籌劃洋務、海防、選將練兵、統籌全局大權的交與，這不僅為李鴻章淮系集團的發達奠定了基礎，更是為後來從“淮系”分離出來的“北洋集團”的發展提供了法律與政令上的保證。後來袁世凱開府北洋，北洋集團所以能夠迅速獲得發展，其真正根源正在於此。

對待外國事務由排斥到被迫接納，清政府付出了整整20年的寶貴時光。最高統治者從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皇帝拒絕馬戛爾尼作為英使進駐北京，到鹹豐十年（1860年）鹹豐皇帝在炮艦的威脅下被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允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中國方面已經白白地付出了67年的黃金般的時間。由於閉目塞聽，拒絕睜眼看西方，不敢正視自己的缺點，清朝統治者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啦。它讓中國失去了最好的發展機會，也延誤了統治者通過努力達到維護與挽救其統治的最終目的。

[1]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78卷，第24—25頁。

[2] 張德澤著：《清代國家機關考略》，學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頁。

[3] 《清史稿·李鴻章傳》，中華書局1976年標點本。

[4]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78卷，第28—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