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央與地方之博弈

一、反應遲鈍之中央政府

兩次鴉片戰爭，將中國推到了近代世界的風口浪尖。它在給清政府帶來嚴重的統治危機的同時，也給統治者調整政策、迎接挑戰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機會。如果統治者能夠抓住這個機會，革固鼎新，對外開放，積極趕上世界的潮流，未嘗不是一個關鍵的契機。但是，最高統治者卻仍然固執地拒絕睜開眼睛，不敢正視現實，從1840年至1860年，中國在關鍵的年代裏白白地損失了20年寶貴的光陰。

接納，還是排斥，這已經成為清朝統治者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就道光皇帝而言，他親政勤政，生活儉樸，對於被迫簽訂的《南京條約》，終身抱恨，常常覺得愧對列祖列宗，故在彌留之際留下遺詔：“朕萬年之後，斷不可行郊配之禮。”不可為他設立“神聖功德碑”，這說明，他並不糊塗。然而，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執政者，他太昧於世界形勢，天朝上國之夢積習實在太深，對於西方殖民主義者貪得無厭的欲望缺乏清醒的認識，以為中英議和條約既然已簽，英夷的願望已經得到滿足，中國就會像從前那樣恢復永久性的平靜。因而，戰後，他不積極去總結失敗的教訓，力求改革振興，反而堵塞言路，諱談西事，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去世止，大清國所有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仍然原封未動，中國現代化根本沒有起動，戰後十年的黃金歲月，就這樣像流水一樣白白地流失掉了。

至於鹹豐皇帝，那就更等而下之了。他原本就是一個庸才，充其量也就適合做個太平年間的安樂王。他對世界局勢的認識與乃父道光皇帝比起來，也高明不了多少，直到鹹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兵臨城下，還在斤斤計較外國使節覲見時一定要遵守三跪九磕的大禮。從道光三十年至鹹豐十一年（1850—1861年），中國在他的手中又白白地浪費了10年之久。

清朝統治者有一個重要原則，這就是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與西方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決不允許西方國家的使節駐進北京。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國以割地賠款而告終。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對清政府的控制不斷加強。與此相適應，清政府的統治機構也開始逐漸發生變化，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陸續建立了一批專門辦理對外交涉事務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