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元格局之形成

一、權力下移地方之種種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以曾國藩為代表的一批地方勢力開始崛起。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清王朝雖然擺脫了生存危機，政治秩序重新走向穩定，統治權威得以繼續保持。但是，這些實際上都不過只是歷史的表象。“中興”的背後，一個巨大的陰影同時也在日益增大，這就是，隨著地方勢力的擡頭與官僚階層內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皇權危機正在日益擴大。

首先表現為地方軍事獨立化的形成。前面提到，清朝地方的控制系統主要是官方和非官方兩種。保甲制代表了官方的控制系統，其主要職能是維持社會治安與征收賦稅，而地方其他的政治與社會功能則主要由士紳來承擔。地方士紳憑借自己的儒家規範與家族地位，維持地方秩序，承擔地方公益。但是，地方與中央的合作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中央政府足夠強大，二是地方利益未被中央政府或其他勢力過多地侵害。19世紀以來，特別是在太平天國運動的打擊下，中央政權衰弱，地方士紳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於是，地方就出現了為了自衛而軍事、財政獨立化的傾向。

早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川、陜、鄂交界地帶爆發了大規模的白蓮教起義。這次巨大的農民反抗運動不僅大大損耗了清政府的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重創了清政府的正規軍——八旗軍與綠營兵。在後來鎮壓起義的過程中，清政府開始動員和利用地方武裝，“團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的。團練一般是在官方監督下由地方士紳領導，以村寨為基點，其任務是築墻設防，堅壁清野，實行武裝自衛。團練的出現是清朝地方武裝產生的開始，也是地方軍事化的前奏。不過，這一時期的地方武裝並沒有擴大化，尚不足以影響到中央與地方的均衡關系；清朝的正規軍也沒有完全被削弱，它仍然是清政權賴以維系其合法性的主要武裝力量。

但是，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給地方軍事武裝的擴張提供了機緣。這次起義的規模之大、組織之精良遠非白蓮教起義所能比擬。在這支強大的造反隊伍面前，本來就已經很虛弱的八旗、綠營軍隊不堪一擊。太平軍所到之處，廣泛開展政治動員，動搖了地方政治秩序。對於地方士紳來說，現在他們發現地方利益與地方秩序受到了嚴重威脅，而清朝官方的保甲制度對於地方日益擴大的混亂局面竟然無能為力。士紳們在對清政府的軍事力量感到失望的同時，不得不尋求自身的力量來保護地方利益，維護地方秩序。於是，他們利用自己的家族組織或地方勢力組成非官方的地方武裝，以便同太平軍對抗。在湖南，舉人江忠源在家鄉新寧組建了一支民團，以對付這一地區的反叛活動。當太平軍在廣西威脅到新寧地區時，江忠源又率領這支地方武裝同太平軍對抗。在江西，舉人劉於潯利用家族關系在家鄉南昌一帶舉辦團練；在與太平軍對抗的過程中，劉於潯還聯合周圍許多其他團練，組成了一股復合組織的強大的地方武裝。後來在貴州、江蘇、安徽、河南等地，一些地方武裝也紛紛建立。本來，清政府對於士紳自行組建團練這樣的地方武裝一直懷有戒心，但是，清軍忙於同太平軍正面作戰，清政府根本無力顧及地方治安，因此，只能放任地方自救。然而，隨著地方武裝勢力的增強，清政府變得不放心起來，急欲對此加以控制，於是任命各省在籍官僚負責辦理地方團練，加強對地方武裝的監督，這就是團練大臣的由來。這一時期清政府在東南各省任命了許多團練大臣，曾國藩、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就是其中的兩人。鹹豐二年（1852年）曾國藩回到家鄉湖南，便著手領導地方團練與太平軍作戰。但不久他發現團練遠不是太平軍的對手，而且團練自身組織也存在種種弊端。於是，他自作主張重建了一支新式的地方軍隊，這就是湘軍的開始。不久，曾國藩依靠這支地方武裝肅清了太平軍在湖南的勢力。為了鎮壓撚軍，清政府也於鹹豐三年（1853年）派兵部侍郎周天爵率領清兵3000進駐宿州，又派時任兵科給事中的袁甲三協助工部侍郎呂賢基督辦安徽團練，組織地主武裝，配合清軍作戰。次年，周天爵病死，不久，呂賢基也被撚軍斃亡，袁甲三奉旨接統駐宿州的清軍，並兼督辦安徽團練大臣，很快成為撚軍的勁敵。袁甲三在皖北切斷了太平軍與撚軍的聯系，使得曾國藩無北顧之憂，得以全力整建湘軍以對付太平天國的軍事力量。在袁甲三的帶領下，袁世凱的三叔祖袁鳳三、四叔祖袁重三、生父袁保中、養父袁保慶也都紛紛舉辦團練，加入了鎮壓太平天國、撚軍的行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