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平天國之打擊

如果把19世紀中國政治的變化和皇權權威的削弱看成是西方影響的產物，那只是一種表層的推理，起碼只能算作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的話，那麽可以說，中國政治變化的結構與趨向，主要是由中國社會自身的邏輯發展所決定的。從19世紀中葉開始，西方的影響雖然削弱了清政府的政治權威，但是，清政府真正的權威危機卻是來源於下層農民的造反運動與統治階級內部階層的分離傾向。

人口與資源的矛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18世紀以來這一矛盾更加突出。康熙年間規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的賦稅制度。這一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負擔，但帶來的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是人口的急劇膨脹。清初全國人口只有幾千萬，18世紀中葉增加到1億多，至19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已狂增到4億多。人口與資源的比例關系開始嚴重失調：土地嚴重不足，勞動力極端過剩；農業的集約化經營到了極限；在不斷開墾的邊遠地區，人口也日趨飽和。在這樣的條件下，生產力的下降與生活資源的匱乏就顯而易見了。與此同時，農民並沒有因此而減輕負擔，他們的土地不斷被兼並，產品常常被搜刮殆盡，這就使得本來就已緊張的社會關系更加緊張，一場周期性的社會危機與社會沖突不可避免。伴隨著這種社會危機的到來，是清政府的政治腐敗，這表現在政府的財政和吏治等方面。清初，政府尚有財政節余，至乾隆、嘉慶年間，由於軍費開銷巨大和各級官吏的侵蝕，清政府的財政年年赤字。道光年間，白銀大量外流，加上沉重的戰爭賠款，財政已經面臨崩潰的局面。吏治方面，官僚機構冗員充斥，官員結黨營私，上下貪汙成風，乾隆時的大臣和珅居官期間竟搜刮民財達白銀8億兩之多。無疑，政治的腐敗增加了下層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所有這一切引發了一系列的民間反抗運動，諸如西南苗民的起義、秘密會社的興起、白蓮教起義等等。雖然這些反抗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被清政府鎮壓下去，但最終還是釀成了一場更大規模的反抗風暴——太平天國運動。

1851—1864年洪秀全發動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反抗運動。鹹豐元年（1851年）金田起義後，太平天國將矛頭直接指向腐敗的清政府，公開向清王朝的政治權威發起挑戰。鹹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克南京，改名天京並定都於此。隨後，太平天國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構，頒布了一系列內政外交的政令，並派兵北伐、西征，繼續擴大戰果。這樣，太平天國雄踞東南半壁江山，與清政權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在太平天國的猛烈沖擊下，清王朝地方的政治力量，尤其是清政府的軍事力量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太平天國基本上摧毀了清政府作為其軍事支柱的八旗、綠營武裝，使滿洲貴族失去了控制國家武裝力量的實際能力。除了依靠地方的政治與軍事力量，清政府已經難以再同太平天國進行對抗與較量。

大規模的軍隊調動與戰爭，也使清政府的財政經濟一度陷入崩潰的邊緣。首先是軍費的急劇增加。僅道光三十年（1850年）與鹹豐元年（1851年），各省例外撥用的軍費就有：“廣西軍需銀1124.7萬兩，湖南軍需銀418.7萬兩，廣東軍需銀190余萬兩，湖北防堵銀45萬兩，貴州防堵銀20萬兩，江西防堵銀10萬兩，”[1]合計達1800萬余兩。而到鹹豐三年（1853年）夏，剛剛軍興三載，糜銀已至2963萬兩。[2]戰爭發展到鹹豐七年（1857年）夏，僅戶部所撥軍費就“已及6500余萬”[3]兩。其次，在太平天國沉重打擊下，清政府的賦稅已不能正常征收。如，太平軍長期征戰並控制的長江中下遊地區，歷來是清政府田賦的重要來源。據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全國各地區田賦數額統計，僅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地丁銀就達1214萬兩，約占全國地丁額的40%；征米糧約558萬石，占全國的70%以上。[4]運往京師的漕糧，絕大部分都出自這些省份。清政府對這一地區軍事和政治的失控，必然要影響到田賦征收的正常進行。至於太平軍所及的其他地區，也是這般情況，據鹹豐三年（1853年）的上諭，“各省地丁征銀，乃國家惟正之供，豈容任意拖欠，以致幣藏日虧。至今各省復有民欠錢糧，即如山東省，昨據戶部奏應征未解之款，尚有一百五、六十萬兩之多，此外如河南等省及江浙財富之區，未完積欠，均復不少。”[5]在太平軍的沉重打擊下，清政府的鹽政收入也大大減少。“國家兩淮鹽課正雜各歀每歲共銀六百余萬兩，為經入一大宗。三載以來，兵餉增數千萬之出，鹽課失兩千萬之入。”[6]總之，由於農民起義的沖擊，清政府的各項賦稅一度降之“平均不足舊額的十分之四、五”[7]。收支不敷的局面日益嚴重，以至於祁俊藻等大臣於鹹豐三年（1853年）奏稱：“前因庫款至形支絀，俸餉恐致停支。”“原以（有）部庫存項，截至八月十七日以後，連應發官票本銀，僅存十萬余萬兩。轉瞬九月，屆期兵餉已無所出。而算至明年二月，約需放款總在四百六、七十萬兩上下，就各省可以指撥部款合計，為數僅十分之二。”[8]“被兵省份，即已無可催征，而素稱完善之區。如江蘇則已請緩征，山東則早請留用，山陜、浙江皆辦防堵，是地丁所人萬難足額矣。揚州舊被賊占，漢口瘡痍未復，淮南全綱不可收拾，是鹽課所入去其大椿矣。蕪湖、九江、江寧、鳳陽先後被擾，夔關、蘇關商販亦多裹足，甚至崇文門亦請盡收盡解，是關稅所入僅存虛名矣。”[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