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權危機之凸顯

一、西方列強之沖擊

傳統的中國是個家族取向的社會，人們對日常事務的處理和對外界的認識，不超過一定家族或地域的範圍。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並沒有近代國家的概念，而只是在宗法和地域基礎上形成的“天下”觀念。清人對世界秩序的看法，特別強調“華夷之辨”和以中國為中心的層級序列。中國自稱天朝大國，中國以外是蠻夷之邦，是落後的地區和民族。天朝上國，盡善盡美，無所不有，無求於人的自滿自傲觀念，是深入人心的。從最高統治者到整個知識界，都不把外國的事放在心上。的確，這種世界觀的產生有一定的歷史根源。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是東亞唯一大國又為東亞政治文化中心，周邊的小國與中國保持著長期的朝貢關系；儒家文化不僅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後來也成為整個東亞地區的傳統文化。這一切都助長了中國人的文化中心主義，並且使中國統治者長期在天朝上國的優越感中自我陶醉，養成閉目塞聽，睥睨一切的習慣。但是就在清政權建立不久，世界秩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中國傳統農本社會處於停滯狀態之時，一種全新的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卻在西方悄然崛起：“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上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1]，工業革命使西方世界以驚人的速度趕上並超過了東方。世界資本主義近代一體化的迅速擴張，最終打破了人類有史以來相互隔絕的狀態，處於前資本主義的民族和國家，幾乎都被納入西歐資產階級所主宰的世界秩序之中，強大的“西力東漸”之勢不可遏制。到了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咄咄逼人的資本主義文化觸角終於延伸到了中國這個古老世界的最後一片樂土。不幸的是，這時清政府仍然沉湎於文化中心的夢幻中，結果造就了盲目自大的心態和閉關鎖國的政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公使馬戛爾尼來到北京，要求清朝對外開放，互為通商，清廷以“華夷之辨”為原則，拒絕了他的請求。後來英國又派公使阿美士德來中國，再次要求通商，但同樣遭到了嘉慶皇帝的拒絕。到道光朝，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完成、國力的強大，英國統治者不再滿足規模愈來愈大的鴉片走私欲望，在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以後，又掀起了強行打開中國門戶的狂潮。至此，大清國與英國的正面沖突已經不可避免，於是爆發了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清朝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若將視野放大，它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從此，世界進入了中國，中國也開始逐步進入了近代世界。鴉片戰爭之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並不在於這場戰爭本身。就雙方而言，戰爭規模並不算大，過程也很簡單。但是，這場戰爭代表了中英兩國不同文明、實力之間的沖突和較量，戰爭的勝負實際上早已由雙方的社會性質和軍事力量所決定。對於清政府來說，失敗是必然的。最後清政府置“天朝大國”的臉面於不顧，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迫同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規定賠償英國2100萬元，割讓香港島給英國，同時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同英國簽定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件。隨後，美、法等國接踵而來，紛紛仿效英國，也分別強迫清政府簽定了《望廈條約》《黃埔條約》，擴大了外國在中國的特權，諸如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允許外國傳教士來華傳教等等。

《南京條約》及其附件的簽定，標志著中國不平等條約體系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屈辱的開始。鴉片戰爭的失敗也是清政府王權危機的前奏曲。有人說：“本朝內亂，以洪、楊為巨；而外禍之發韌，則始於鴉片戰役。有鴉片戰役，始知外國之強。未幾英、法聯軍繼之，而中朝情勢乃大絀矣。故南京、天津二次條約，實維新政治之所由朕也。”[2]鴉片戰爭後，清廷誤認為西方國家入侵中國是暫時的，他們的要求滿足之後便不會再來，《南京條約》不過是“暫事羈縻”，但事實遠非如此。殖民主義者的欲望永遠是不會滿足的。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兩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又以失敗而告終，再次先後被迫簽定《天津條約》《北京條約》，規定中國向英法賠款，增開通商口岸，允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等等。第二次鴉片戰爭改變了清政府對西方國家不正確的看法。此後，西方國家也認清了大清帝國的虛弱本質，頻頻挑起事端，對中國的權益要求不斷增加；清政府經過兩次慘敗的教訓，對西方國家的看法也由蔑視變為恐懼，失敗一個接著一個，除了滿足西方列強要求外，清政府已經別無選擇。自古以來至高無上的皇權破天荒地受制於列強並開始出現危機。對此，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於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勢力之下被暴力所打敗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權力。”[3]不僅如此，伴隨著外國公使的進駐，不平等貿易的往來，通商口岸的開放，傳教士的到來等等，西方對於中國的影響逐步擴大並不斷深入。西方政治、文化終於成為中國人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