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權危機之凸顯（第2/4頁）

從現代政治的觀點看，西方的沖擊使中國的皇權出現了危機，促使了人們思想觀念發生變化，為近代中國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它使得中國“實用主義的士大夫在試圖了解和學習西方時，對於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變，而且在緩慢地但是穩定地變得成熟起來”。雖然至甲午戰爭以前，這種變化是局部的、緩慢的，但對中國政治的發展來說卻是十分重要的。從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40—1895年），中國的政治觀念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首先，是在對西方挑戰的回應上面，認識到了中國面臨著幾千年未曾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承認了千古變局的存在。郭嵩燾認為1840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揚州秀才黃鈞宰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毫不含糊地寫道，西方人的到來是一大“變局”，黃恩彤把這種情況叫做“變動”，黎庶昌稱之為“變端”，王韜把這叫做“創事”，丁日昌、瑞麟、曾紀澤和李宗羲稱之為“創局”。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聲稱，西人東侵是3000年來最大的變化。曾紀澤稱這是5000年來最大的變化，張之洞書之為亙古未有的奇變。的確，這種變化太大，不能再根據過去的經驗來認識了。嚴復把這種思想解釋得最清楚。他說，中國正經歷自秦代以來最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則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給它取個名稱，那就是“運會”。一旦“運會”的力量動作起來，雖是聖人也不能改變其進程。[4]到了19世紀六七十年代，許多士大夫已經認識到了時代變化的性質，這就是西方的入侵在給中國造成危害的同時，也給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同治三年（1864年），王韜就認為，上天使西方諸國麋集於中國，是用來磨礪中國。就像把刀放在磨石上磨快那樣，使它變成富強國家。如果按照郭嵩燾的意見，新形勢就像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加害於中國，也可以有利於中國，這要看中國是否因勢而利導了。郭嵩燾說，為了適應這種變化，就必須了解世界大勢；為了把握時機，就必須承認變局和向西方學習。這種新的政治思想觀念的產生本身就對靠“閉關自守”而維系的清皇權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在給傳統政治統治帶來危機的同時，也給近代中國政治帶來了一線生機。

其次，是天朝觀的逐漸破滅與主權觀的產生。鴉片戰爭前，清朝以“天朝大國”自居，閉關自守。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是世界文明中心這一政治神話，“華夷之辨”的陳腐理論再也行不通了。戰後，以林則徐、魏源、姚瑩、夏燮、徐繼畬等為代表的地主階級開明派，睜眼看世界，分別撰寫了大量著作，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及世界各國。這不僅增加了中國人的地理知識，開闊了人們的眼界，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中國人的天朝觀念。正如姚瑩所說：“四海萬國俱在目中，足破數千年茫昧。若坐井觀天，視四裔如魑魅，暗昧無知，懷柔乏術，坐致其侵陵，曾不知其所憂慮，可乎？甚矣，拘迂之見，誤天下國家也。”魏源認為，西方人與中國人本質上都是一樣，不應該稱之為“夷狄”。“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獸，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5]；西方國家是比中國更為強大的文明國家。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官僚階層內部出現了要求擺脫困境、變法自強的洋務派。洋務派是一批與西方國家打過交道的官僚，對於西方國家的認識和世界秩序的看法比林則徐等進了一大步。李鴻章承認外國強兵利器，百倍中國，中國現在面臨著一個幾千年都沒有碰到的新變局。一些洋務官僚認為中國不僅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反而到了落後挨打的地步。因此，必須徹底放棄自我為中心的天朝觀念，打開國門，走向世界。李鴻章就曾感慨地說：世界一體是大勢所趨，中國不能再閉關自守，而應當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曾國荃甚至說：“泰西各國之利皆同，中國所欲摹仿而收其利者，已非一日，臣竊以為不開於今日，必開於將來，勢必之為也。”[6]為此他們開始開辦學堂、譯書館，派遣學生出國學習。洋務派於同治元年（1862年）設同文館，同治二年（1863年）設廣州、上海廣方言館，同治六年（1867年）福州船政局附設福州船政學堂，學習海軍駕駛和軍艦制造。同治七年（1868年）江南制造總局附設編譯館，翻譯了不少工程技術方面的書籍。他們派遣學生到美國去讀書，福州船政學堂的畢業生中的優秀生到英國深造，以培養工程、軍事、商務、外交方面的人才。同治九年（1870年），李鴻章還在天津設立了北洋武備學堂，以西方兵備為標準，培養了一批掌握近代軍事技術的陸軍方面的人才。不僅如此，在這一時期，有些人還主張運用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來處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他們認為現在中國的主權受到了極大的損害，西方國家與中國簽訂的一系列條約是不平等的，應該根據國際法來重新審定。王韜、黃遵憲、陳熾、薛福成、郭嵩燾、曾紀澤等人認為治外法權是對中國法律主權的蔑視，應該取消。鄭觀應認為關稅主權的喪失不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應該自己控制關稅。曾紀澤、薛福成認為最惠國特權和治外法權，是不平等條約中最有害於中國的兩項條款，主張應該設法予以廢除，行使主權國家應有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