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權危機之凸顯（第3/4頁）

再次，是德政觀念的削弱與法治觀念的出現。儒家提倡道德政治，強調靠統治者個人的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鴉片戰爭以後，道德政治觀念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一方面，在西方列強的攻擊下，清政府一敗再敗，道德教化已經無濟於事；另一方面，隨著西方文化對中國影響的加深，一些有識之士對西方政治中的法治與民主制度逐步有了認識。早期開明派的代表梁廷彤在他所寫的《合省國說》中極力贊揚美國的法治。郭嵩燾系統比較了中西不同的德治與法治，闡明了對這兩種政治的看法。他認為，西方重法治，中國講德治。西方國家由於法律制約，君主不能胡作非為，國家政治也不會因為君主的改變而發生混亂；而中國的道德政治卻使國家安危、興衰系於帝王一人，一旦昏君當政，政治就會混亂，國家也不能穩定發展。他說：“聖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治亂。”[7]從這一點說，中國的道德政治不如西方國家的法律政治。

最後，是導致了人們對西方民主制的崇尚與改革國內弊政要求的產生。西方對中國政治觀念影響最大的，就是民主觀念的引進與發展。鴉片戰爭後不久，魏源撰寫《海國圖志》，首先對西方民主政體表示向往，開始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艱難歷程。他詳細介紹英國的議會制，認為議會制的好處在於能集思廣益，對國王有監督權，從而保證了英國政治的健康發展。他還極力稱贊美國的共和民主制，認為美國總統的選舉既周道又公正。相形之下，由於人心積患，官吏的腐敗與無能，中國的政治就存在著種種弊端。在他看來，中國之所以敗於西方，並不是武器不行而是國內的政治不上軌道，當務之急乃是改革國內弊政。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雖然洋務派學習西方僅限於物質層面，但也有一些人受到西方民主觀念影響，對中國的專制政體開始產生懷疑。甲午戰爭前夕，由於民族危機的加劇和西方影響的深入，以鄭觀應、薛福成、王韜、馬建忠、馮桂芬等人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在政治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觀念與主張。他們批評洋務派只求西方洋槍洋炮等表層東西，而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因為國家的強大主要不是取決於軍事而是國內的政治，所以洋務派的做法是舍本逐末。鄭觀應認為，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馬建忠認為，西方國家強大的真正原因不是別的，而是實行了“人人有自立之權”的立憲政體。薛福成也認為西方各國的政治，當以議院為最好；所以中國弊政改革的關鍵，是“仿泰西之良法”，建立民主議會。早期維新派對於西方國家的民主議會非常推崇，認為只要中國建立民主議會就能轉弱為強。鄭觀應就說，政府要想得民心和使國家強大，就應設立議院。有了議院，昏君就不能為所欲為，官吏也不敢玩忽職守。湯震、陳熾、何啟等人甚至主張，中國應該設縣、府、省三級議會，議員分別在秀才、舉人、進士中選舉產生，並規定任期；凡地方興革，官員須與議員協商，若雙方意見不能統一，則由議會表決，少數服從多數。[8]早期維新派提倡民主議會制，雖然在當時不能實行，卻是對中國君主專制的一種大膽懷疑和否定。它在一潭死水的封建專制社會中不啻投下了一塊巨石，激起了思想上的浪花，引起了波動，對當時中國人的政治思想變化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標志著近代中國民主主義思潮的開端。

西方的影響不僅沖擊了傳統的政治文化，孕育了某些現代政治觀念，同時也促進了清朝政治制度的分化和新型政治機構的建立。鴉片戰爭以後，出於同西方國家打交道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增設一系列新的政治機構。主要表現在：

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設立“五口通商大臣”；鹹豐四年（1854年）成立“上海江海關”；鹹豐十年（1860年）設“撫夷局”，鹹豐十一年（1861年）初改設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年底設“南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元年（1862年）左右又設“總稅務司”、“同文館”等。

這些機構的設立，都是中國傳統政體在西方國家沖擊下新出現的產物。雖然西方的影響為中國近代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加劇了清王朝合法性統治的危機，但更多的是帶來許多不利因素。首先，西方介入造成了近代中國的主權危機。領土的割讓與通商口岸的開放，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土主權；領事裁判權破壞了中國的司法獨立；片面最惠國待遇又損害了中國的關稅自主，為外國商品單方面向中國傾銷提供了保障。從政治發展的觀點來看，一個現代國家所擁有的主權應不受他國的侵犯。可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國家主權受到全面挑戰，中國在國際關系中愈來愈陷入依附國的不平等地位，這就為近代中國的主權統一與政治發展造成了極大障礙。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民族主義就成了近代中國政治變局的一個主要趨勢。其次，西方的影響又削弱了清政府統治的權威。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盲目自大，一直以天朝大國自居。民間的反滿情緒與活動在清初遭到高度鎮壓下一度沉寂後，再也未能發展起來。鴉片戰爭後，在強大的西方武力面前，清政府屢戰屢敗，天朝大國的政治神話終於破滅。不平等條約體系為中國人帶來了極大的恥辱，使中國人不僅增加了對西方國家的仇恨，而且也對作為“異族”的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產生了懷疑。這就使近代中國在邁向政治現代化的行程中，常常陷入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兩難選擇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