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清前期中央與地方之博弈

清初，清政府對全國的統治權雖已確立，但部分地區一直未能置於有效的控制之下。在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的處理上，南方數省有三藩的割據勢力，台灣島嶼有鄭氏的反清集團，他們一直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不斷向清政府發起挑戰。削平三藩，消滅鄭氏集團，就成為這一時期中央理順與地方關系的首要問題。康熙帝經過10年的努力，終於平定了三藩，收復了台灣，消除了地方企圖割據、分裂的力量，從而為清中期康乾盛世打下了堅固的基礎，為清初、中期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處理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一）與三藩的博弈

清初，為了充分利用漢族降將的力量，統治全國，清政府封了四位漢王。他們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和定南王孔有德。順治六年（1649年），耿仲明死於江西，其子繼茂襲爵。順治九年（1652年），孔有德死於桂林，無子爵除。此後，清政府令吳三桂鎮守雲南，尚可喜鎮守廣東，耿繼茂鎮守福建，繼茂死，其子精忠繼之。史稱之為清初三藩。

清政府建立三藩的目的，不外乎為“輯守疆圉，以寬朝廷南顧之憂”。然而三王分鎮之後，手握重兵，雄踞一方，位尊權重，為所欲為，驕恣無忌，逐漸走上了與中央集權政府相對立的道路，成為影響中央政府號令全國、建立統一政治秩序過程中的最大隱患。三藩勢力與清政府的中央集權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矛盾愈來愈深，最終發展到了必須用武力方能解決的地步。

在政治上，三藩專擅一方，所踞之地，形同獨立王國。尤其是吳三桂在三藩中勢力最大，節制雲貴督撫，在各處安插私人，吏部、兵部不能幹涉，這就使中央對雲貴的行政統治權實際上名存實亡。

在經濟上，三藩的巨額軍費一直是清朝中央的沉重負擔。三藩兵力雄厚，分駐沿疆，所令漢軍八旗及綠營兵總數達10余萬人，龐大的軍費都由國庫支付，給清廷財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當時，三藩“糜俸餉钜萬，各省輸稅不足，征諸江南，稅兩千余萬，絀則連章入告，贏不復清稽核”[1]。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這其中尤以吳三桂為最。康熙六年（1667年），左都禦史王熙疏言：“直省錢糧，大半耗於雲貴、閩、廣之兵餉，就雲貴言，藩下官兵發需俸餉三百余萬。本省賦役不足供什一，勢難經久。”[2]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這一狀況仍未改變。每年雲南需協銀常為170余萬兩，貴州需協銀常為50余萬兩，福建需協銀160余萬兩，廣東需協銀常為120余萬兩。

在軍事上，三藩久握兵柄，分駐沿疆，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康熙初年，國家養兵共58萬有余。三藩兵力，雖只占全國兵力的1/10左右，但其兵將久受藩王豢養，心中只知為藩王家丁，不知有朝廷。不僅如此，三藩除了額兵之外，還擁有私征兵，並給府中成年男子發放兵器，經常操練。因此，三藩的武裝力量已構成了對清朝中央政府的潛在威脅，是清初國家穩定的一個極大隱患。

早在順治年間，禦史郝浴、楊素蘊，布政使胡章，給事中楊雍建等便已疏劾三藩的不法行為。康熙初年，慶陽知府傅弘烈也曾奏告吳三桂圖謀不軌。浙江巡撫範承謨更是在臥榻之側懸一小牌，上書時事數則，第一條便是三藩應撤。三藩勢力的惡性發展，使中央政府深感不安。此時，康熙帝已清醒地認識到：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吳三桂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鎮之流耳。並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決心尋找適當的時機來消除這一在鞏固中央集權過程中的最大障礙。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與長子尚之信不和，疏請歸老遼東，以尚之信襲爵留鎮。清廷借機以父子宗族不宜分離為由，同意尚可喜告老還鄉，但不允其子襲爵留鎮，令其盡撤部中家屬回籍。七月，吳三桂、耿精忠也疏請撤藩，試探清廷意旨。八月，康熙帝否定了大多數廷臣反對撤藩的意見，毅然下令三藩並撤，並立即派員前赴雲南、廣東、福建，辦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九月，撤藩詔使到達雲南，西南震動。十一月，吳三桂公開叛亂，各地藩王先後響應。康熙帝調整部署，沉著冷靜，針對各藩情況采取不同的策略，經過8年苦戰，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徹底平叛，全國局勢從此穩定下來，清王朝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三藩反叛，對清中央最高決策層震動很大。康熙帝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為鞏固清王朝的中央集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決策，作出了一系列艱苦努力，從而形成了清初至鴉片戰爭前國家基本上處於一個統一、團結、穩定、發展的局面。這為清初、中期封建經濟的復蘇和繁榮奠定了一個堅固的政治基礎和穩定的社會環境。所謂的“康乾盛世”正是產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因而，從一定意義上講，平定三藩是開康乾盛世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