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王莽:從先進模範到亂臣賊子(第2/13頁)

中國文化早熟。早熟往往是一種有問題的成熟。

中國傳統思維的簡單化、一元化、以偏概全曾經並且仍在給中國不斷制造問題。在過去的中國人看來,孝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一個人孝順,就意味著他會遵守秩序,忠於國君。從這個邏輯出發,中國人創立了幼稚的社會賞罰機制,那就是,把官位作為“德行”的報答。

《孝經外傳》記載的第一個典型人物是大舜。據說舜的父母兄弟對他都不好,合謀要殺死他,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孝順父母。堯帝聽說了,就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後來又把帝位讓給了他。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孝子就得到了最豐厚的獎賞——帝位。

所以歷朝歷代,千奇百怪的“孝悌”行為層出不窮。古制父母死後守孝三年,而《華陽國志》記載的一位東漢人趙宣,他一連二十多年都住在墓道裏,因此成了著名孝子,名氣很大,被舉為孝廉。《後漢書·許荊傳》記載了同樣是東漢人的許武,他自己做了官,為了使兩個弟弟也取得做官資格,在分家的時候故意欺負兩個弟弟,把家產都據為己有。而弟弟們尊重兄長,毫無怨言,成了“悌”的典型,聲名遠揚,也被舉為孝廉。之後,許武才公布了自己私藏的分家文書,說明是為了使弟弟們成名才這樣做的,結果許武也受到了贊揚。原因是他為了弟弟們的前途,自己甘願被人誤解,承擔罵名,於是他也被舉為孝廉,一門三孝廉,美名遍天下。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英模機制的尷尬。許武給中國人的邏輯思維出了一道難題,而答案是這樣令人啼笑皆非——一個人往往行為越超乎尋常、越不近人情,他的社會聲望就越高,所得到的官位就越顯赫。

不管怎麽說,王莽早年的恭儉孝順出自天性,並非偽裝。

而系統的儒家教育,無疑引導王莽強化自己性格中的這些品質,並且形而上之。在他的時代,道德在正統觀念中是超越一切的最高價值,道德完善被認為是人生的最終目標。就像他為自己的學業感到自豪一樣,他也希望通過良好的品質獲得人們的肯定。

而在意識深處,他的道德完善熱情,則是出於在道德上壓倒其他王氏子弟的隱秘願望。他要用自己出眾的德行,來反襯自己諸多表兄表弟的放縱;他要憑道德資本,戰勝這些平日視他如無物的人。這是他唯一的優勢,他不能不充分發揮。

然而聖人的教導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現實的。聖人錯誤地認為人的本性是完美無缺的,要求人嚴格克制自我的欲望,把自己裝進“理”的牢獄,修煉到一舉一動都符合“天理”。

按照儒教理想色彩濃郁的禮儀規範去為人行事,在現實生活中必然會遇到種種障礙和尷尬。青春期的王莽和所有的憤怒青年一樣單純倔強,他把這些障礙當成了對自己定力的考驗,當成了“為賢做聖”路上必然的磨難。他認為這個人人放縱苟且的社會是不合理的,和庸人的信念不同,聖人之徒必須讓社會適應自己,為此他就要帶頭克己復禮。被聖賢之道折服的他立下弘誓大願,要以古人為榜樣,特立獨行,做一個錯誤世界裏正確的人。據《漢書·王莽傳》記載,他事母至孝,對長兄的遺腹子視如己出。他為人慷慨,經常周濟別人。他恪守古禮,路上遇到年紀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長者走過,才直起身子。每次去見師長,他都鄭重其事地沐浴,然後穿戴整齊,帶上禮品。這些禮節只見於古書的記載,在上古是否實行無法考證,反正在王莽所處的西漢末年早已失傳了。所以當王莽畢恭畢敬地躬著身子躲在路邊給人讓路時,別人投向他的目光,更多的是驚詫。然而王莽不以為意,經典的力量使他的腳步充滿自信。

所以他的行為自然就很“出位”,很引人注目。然而,王莽的真誠和單純也一目了然。西漢末年,人心還古樸,贊揚者畢竟多於指指點點者。以當朝皇帝親表兄之尊,王莽“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謙恭孝友,確實與他那眾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表兄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那個十分關注人的道德品質的時代,王莽年紀輕輕,就確立了優良的社會形象。而這一形象被他的那些驕奢淫逸、飛揚跋扈的至親反襯,顯得更加光彩照人。

雖然受到忽視,但是王莽畢竟是皇帝的至親,這一社會關系使他擁有普通人無法企及的潛在優勢,一旦機緣巧合,優勢就會轉化成巨大的現實利益。

成帝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大司馬王鳳病重。王莽遵從孝道,趕到王鳳府上去照顧病人。王鳳所患大約是腦血栓後遺症,偏癱在床。《漢書·王莽傳》載,王莽代替仆人,親自給王鳳端屎端尿,“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盡心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