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崇禎後人：權末代的悲慘命運（第4/10頁）

崇禎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李自成攻占河南永寧，萬安王朱采輕被捕捉，在西關被公開處死。崇禎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占南陽，殺唐王朱聿莫於麒麟崗。十二月，克禹州，徽王被殺，“其支屬在禹者，凡十七家，及城陷，十七家皆及於難”。鎮國將軍朱翊至向皇帝匯報此事說：“闔府宗儀，屠戮大半。此受禍之極慘者也。”崇禎十五年（1642年）閏十一月，李自成破汝寧，崇王朱由樻及其世子諸王被殺於泌陽。十二月，李自成軍入荊州，湘陰王朱儼尹全家皆被誅。崇禎十六年（1643年）抵蘭州，執肅王朱識鍺，“宗人皆死”……

而張獻忠軍本以玉石俱焚為特長，所過之處，諸王掃滅，更是題中應有之義。與眾不同的是，他在殺法上常有新創意。崇禎十四年（1641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陽，執襄王朱翊銘於南城樓。朱翊銘跪地乞生，張獻忠賜給了他一杯酒，說：“吾欲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伏法。”接著“殺之城上，焚城樓，投屍於火”。

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張獻忠克武昌，俘獲楚王朱華奎。這次，他想出了一個新花樣，“以便輿籠王沉西湖，遮其金數百車盡”。宮殿樓閣近千間，“壯麗近於皇宮”的楚王府也被付之一炬……

六

與和平時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戰亂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創了社會各階層之最。明末起義軍誅戮明朝皇室成員，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堅決、徹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後代，不論是主動投降還是被動俘獲，不論是立地不跪還是苦苦求生，不論是拒不交代藏寶地點，還是痛痛快快地獻出所有財富，結果都是一樣：一律誅滅。史書中涉及王府在兵鋒下的遭遇，所用的詞都是“盡”“皆”“合族”。張獻忠攻占常德，“榮王宗室殆盡”；攻克重慶，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盡殺之”；據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場。萬歷皇帝以與民爭利聞名史冊，他派出大量礦使稅監，四出搜刮，百姓有了災荒，舍不得拿出錢來賑濟。然而小兒子福王朱常洵大婚時，萬歷皇帝一下子拋出三十萬兩巨款；給朱常洵在洛陽所修的王府，花費白銀二十八萬兩，超過祖制規定的十倍；朱常洵“就藩”時，萬歷一下子賜了上等良田四萬頃。有了這樣巨大的財富和如此眾多的特權，朱常洵還不滿足。他在洛陽，與民爭利，“官校藐法，橫於洛中”，中使四出，“駕貼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在“穩定”時期，福王的權勢看起來如泰山，誰都不敢觸動。然而，一旦社會動蕩起來，王府的高墻就如同紙糊的一樣脆弱。他平日欠下百姓的一切，在戰爭中得到了一並清算：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陽，福王朱常洵倉皇縋城而出，逃到城外一座破廟中潛藏，第二天被起義軍抓獲。這個三百多斤的大胖子，以親王之尊跪爬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浹背，乞求李自成饒他不死。李自成不為所動，他當眾斥責福王朱常洵：“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橫飛之後，再一刀梟首，將頭顱示眾。至於那三百多斤的軀體，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雜鹿醢嘗之，名曰福祿酒”，剔去毛發，拔掉指甲，又殺掉幾只鹿，放在一起燉了幾大鍋，擺酒開宴，名叫“福祿酒會”。

這一事實說明，皇族兩百多年的為所欲為，積累了太多的憤怒。他們已經完全站到了普通民眾的對立面，不得不以自己這一代的鮮血和生命為代價，為自己，也為以前數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賬，就像以前每一個王朝末期一樣。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打著“打倒元朝特權階級”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這座大廈建立的地基也正是元王朝巨室、權貴、官宦之家的累累屍骨。

末代帝王的命運曲線

如果把中國歷史上亡國之君的命運做成一張圖表，我們看到的是一條明顯的下滑曲線，雖然偶有波動，但基本上是越來越慘。

秦代以前，亡國之君雖然失去了國家，但不會失去尊嚴。商湯俘獲史上第一個亡國之君夏桀之後，將他流放於南巢。在流放地，夏桀身邊還有幾個侍臣陪伴，基本上保持了貴族的生活待遇。和夏桀比起來，商紂王性格比較剛烈，於鹿台之上自焚而死。如果不死，他的下場和夏桀應該一樣，止於被流放而已。周武王嘆息之余，將紂王的兩個兒子武庚、祿父封為諸侯，讓他們分邦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