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崇禎後人：權末代的悲慘命運（第2/10頁）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王爺們被剝奪了幾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級囚徒。他們“徒有虛名，坐靡厚祿，賢才不克自見，知勇無所設施”。由於不能從事任何社會職業，他們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個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為多生一個孩子，國家就按等級多發放一份俸祿。所謂“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決定之下，明代中後期開始，皇族們展開了激烈的生育競賽，各地王爺在床上拼命播撒種子，為了多生孩子，他們拼命招納妻妾，強搶民女。他們把妻妾的生理期編列成表，按期臨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緊鑼密鼓的床笫戰爭中，生育紀錄一次次被刷新。

三

多子多福，本來是中國人的不二信條。揮霍和生育，又是朱元璋給自己子孫規定的光榮任務。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氣壯，生得光榮坦蕩，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對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員來說，皇室生育紀錄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著為茶余飯後的八卦閑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著每個老百姓身上負擔的一次次加重。

王爺的增加，必然導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擴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來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葉之後，全國人均土地不斷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迅速擴大。許多王府擁有的土地動輒萬頃：景王、潞王的莊田多達四萬頃；福王莊田兩萬頃；桂王、惠王、瑞王的莊田各三萬頃；吉王在長沙有地七八十萬畝；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歸各王府所有。

皇族們的俸祿都直接來自各地的財政收入，皇族人口數的幾何式增長，意味著財政支出幾十倍、上百倍地增加。山西的晉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萬石，到了嘉靖年間增長到八十七萬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萬石增長到六十九萬石。湖廣的楚王府，由一萬石增長到二十五萬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長，實際上意味著國家財富分配中，權貴的比重迅速擴大，而底層百姓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

這片江山上的億萬人民存活的真正意義，歷來就是給一家一姓提供膏血。這本是中國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大明王朝的臣民對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離譜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從明代中期開始，各省的長官驚慌地發現，他們全省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夠供養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河南年財政收入為八十四萬石，而需要供應給王爺的是一百九十二萬石。“借令全輸，已不足供祿米之半。”嘉靖年間的大臣們紛紛焦慮地指出，不久之後，以中國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出現舉全國之力，也無法養活朱氏一家一姓的荒唐場景：“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貯，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將來聖子神孫相傳萬世，以有限之土地，增無算之祿糧，作何處以善其後？”

這僅僅是皇族招致民怨的一個原因。事實上，中國老百姓都特別通情達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著頭打下來的，是用千萬個人頭換來的。所以，人家的後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如果不是這樣，倒不符合中國大地的天理人心了。問題是，國家規定已經如此優厚，皇子龍孫猶有不足。他們運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力，把觸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領域，無利不取，無所不為。

皇族往往與巨商相互勾結，進行行業壟斷。這些親貴利用自己的關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轉手批給商人，再從商人那裏分得巨額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賺錢的行業都被他們壟斷。許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權，控制了當地的食鹽銷售。他們不顧百姓的承受能力，任意擡高鹽價，以致最底層的老百姓長年買不起鹽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資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礦山，只要證明有利可圖，皇族就會通過向皇帝乞請或者巧取豪奪的方式，搶占到自己手裏。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縣中極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賜給福王的土地中，有兩萬頃本來規定在河南，但因為河南好地圈盡了仍然不夠，不得不跑到湖廣、山東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書說，有明一代，“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

各地王爺經常向皇帝哭窮，向皇帝索要各種特權。許多地方的收稅權都陸陸續續劃歸了各地王府：周王擁有開封的稅課權，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處，潞城縣的商稅被賜給了清源王，屯留縣的則歸遼山王所有。平遙王說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寬裕，皇帝命令，把黎城縣一年的商稅劃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