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崇禎後人：權末代的悲慘命運（第3/10頁）

通過種種巧取豪奪，皇族山積了天下最多的財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貨賂山積”，金錢百萬。陜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擁資數百萬”。大同的代王，居然擁有房屋一千零六十所。

權貴集團暴利滾滾的直接後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頓。從明代中期開始，歷代皇帝不斷通過“加派”等手段，將宗藩費用進一步轉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負擔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農民甚至“廢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國之祿”。

四

以上種種，畢竟還屬“合法”或者符合潛規則。然而這仍然不能滿足皇族的欲望和沖動。在缺乏約束的情況下，特權總會走到極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為非作歹、窮兇極惡為他們積累了更大的民怨。

雖然國家明確規定皇族不得幹涉地方政務，但許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務，一旦有求不遂，他們就依仗自己的龍子龍孫身份對地方官員橫加欺淩。代王府的輔國將軍因為不滿縣官處罰他的仆人，公然當眾毆打知縣。晉王府的河東王等人辱罵毆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謂“挾奏有司，擅入府縣，淩辱毆置，習以為常”。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寧化王府的宗儀，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動手毆傷了堂堂布政使這樣的朝廷大員，“求索祿糧不遂，圍布政司門，毆傷左布政使劉望之”。

因為享有司法特權，有罪時“罰而不刑”，許多王府已經成為地方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自身也淪為黑社會頭目。嘉靖五年（1526年），慶成府的輔國將軍藏匿大盜被人告發；隆慶二年（1568年），方山王府鎮國中尉朱新垣“與群盜通，劫掠商貨”；襄垣王府的輔國中尉、昌化王府的輔國中尉都“私出禁城為盜”，公然殺人劫財……

至於強搶民女之類的經典橋段更是無地無之。在特權庇護下，皇族已經淪為大明社會道德水準最為低下的一個群體。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載倫，“有美女子過府，掠入與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與虎”。山民王朱企禮在武岡州“前後奪民妻女無算”。武邑王在父喪期間“居喪無禮，置酒作樂，召妓者歌舞，極諸淫縱，內使諫者，輒非法拷掠，或觸其怒，以石鼓壓胸，囊沙覆口，死者數人”……

五

雖然民怨重重，但是各地皇族絲毫不予理會，他們理直氣壯：拼命享受，就是對列祖列宗提頭血戰最好的回報。作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大明王朝，皇族們確實是最幸福的一個群體。兩百多年的飛揚跋扈、狂吸痛飲，享受到巔峰了。

可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張獻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義軍縱橫大地之後，朱元璋的子孫突然發現，他們的宴席不是被打擾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遠終結。更可怕的是，他們到這個時候才發現，這場兩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費的，結賬的時候到了。這些姓朱的親王、郡王、將軍，是農民軍最有興趣的獵物。大大小小的農民軍所過之處，皇族均在劫難逃。那些各地最壯麗的王府，在連綿全國的戰爭之中，幾乎無不灰飛煙滅。太原總兵姜瓖據其親見親聞，向皇帝匯報說，農民軍“凡所攻陷，劫掠焚毀，備極慘毒，而宗藩罹禍尤甚”。《南疆逸史》也說：“明之天潢，迨闖獻之禍，屠戮幾盡焉。”

讓我們先來看看皇族人口增長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晉王、代王兩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達數萬人。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揮軍進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殺皇族。起義軍陷山西平陽後，“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陽後，也首先搜殺“宗紳”，以致“彼汾一方，幾成羅刹鬼國”。

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攻克太原後，李自成軍“捕晉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殺之”。這四百余人都是晉王一系的高級皇族。接著，因為“恐（中低層）宗人為變，閉門搜捕，得千余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經過這兩次殺戮，山西晉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殺殆盡。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軍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內，代王朱傳㸄以下的四千多名諸王宗室皆被殺盡。其他郡王也幾乎沒有幸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鋒同赴井殉國，翟山王效欽、陵川王效鏗等相繼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執不知所終。姜瓖在啟本中說：“雲（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約計四千余，闖賊盤踞居六日，屠戮將盡。兼過天星、張天琳，百計搜查，幾無噍類。而素居州縣潛匿鄉村與逸出者，所存無幾……”總計以上數次，李自成軍僅在山西一地就殺掉朱姓子孫一萬多人。

山西一省僅是縮影。事實上，盡管李自成以“不嗜殺”聞名，但是他兵鋒所過之處，那些朱姓王爺幾乎沒有活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