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崇禎後人:權末代的悲慘命運

末代帝王的悲慘命運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匯報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鐘鎰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紀錄,截至這一年的八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

朱祐樘覽奏後,只能苦笑著搖搖頭。他有點好奇,這些王爺能記清自己的兒女嗎?

這確實也是明代中葉以來許多王府遇到的難題。慶成王的兒子們也大多繼承了父親出眾的生育能力,比如他的長子的兒女總量後來也達到了七十人。慶成王在兒女數創紀錄的同時,孫子輩的人數已經達到了一百三十六人,曾孫輩更多達五百一十人。就是說,他的直系後代這一年已達七百六十七人,再加上眾多的妻妾女眷,整個慶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一千多人。慶成王肯定無法認全記清所有家庭成員。除非給兒孫妻妾們編號統計,否則很難想象他如何管理這個龐大的王府。

朱鐘鎰並非明代的“生育冠軍”,這一稱號不久之後就被他的一位後代,也就是另一位慶成王所奪取。這位慶成王,光兒子就多達一百余個,以致出現了這樣尷尬的場面:每次節慶家庭聚餐,同胞兄弟們見面,都要先由人介紹一番,否則彼此都不認識。這就是史書上所謂的“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到了正德初年,慶成王府終於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數了。正德三年(1508年)二月,慶成王焦慮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數多,各將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將軍府查報。”就是說,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將軍府自己清查人口上報匯總,他已經無法弄清他這個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子孫於各地,“初封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這些王爺好比種子,一二百年過去後,在各地繁衍出的數量都十分驚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間只有一位晉王,到了嘉靖年間,有封爵的皇室後代已經增長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間,河南本來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萬歷年間,已經有了五千多個皇族後代……據明末徐光啟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數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當代人口史學者推算的結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長率是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錄的人數,洪武年間是五十八人,到永樂年間,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而萬歷三十二年(1603年)增至八萬多人。(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這僅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級皇族數目,不包括數量更多的底層皇族。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一百萬人之多。

與此相對照的,雖然“愛新覺羅”氏不是從努爾哈赤算起,而是從其父塔克世算起,也就是說,源頭數量比明王朝多了數倍,雖然明清兩朝的存活時間大致相仿,但是清朝末年“愛新覺羅”氏的成員數量是兩萬九千人。

事實上,朱元璋子孫數量的急劇膨脹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而且是世界人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

人口如此急劇地膨脹,是由於背後強大的制度驅動。

朱元璋在歷史上留下的形象至為冷酷。他對百姓、對大臣、對故交、對妻妾,都冷血無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孫面前,他卻滿面慈祥,溫柔體貼得無以復加。為了確保子孫生活幸福,他絞盡了腦汁。

開國不久,還沒來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兒子都封為親王,雖然他最小的兒子那一年剛剛一歲。他規定皇族子孫不受普通法律約束,不歸當地官府管制。諸王的府第、服飾和軍騎,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見了他們都要“伏而拜謁”。

他給大明王朝的官員們制定了中國歷史上最低的工資標準,給自己兒孫制定的俸祿標準卻唯恐不厚:皇子封為親王後年俸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種賞賜。為了讓後代充分享受幸福,他規定皇族不必從事任何職業。每一個皇族後代的所有消費需要都由國家承擔:十歲起就開始領工資,享受俸祿,結婚時國家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時還有一筆厚厚的喪葬費。這種無微不至,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以至於明人不禁感慨:“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個漏洞,那就是他幻想著可以通過藩王掌握軍隊來捍衛朱氏天下的安全。結果自永樂年間起,親王引兵作亂不斷。這種狀況導致歷代皇帝不斷致力彌補這個漏洞。皇帝們一方面保證皇族們生活的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則極力強化對皇族特別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後期,這種控制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為了怕王爺們聯合地方勢力作亂,皇帝規定,親王們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裏,想出城遛遛彎兒,得專門派人千裏迢迢向皇帝本人遞出申請。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親王連出城掃墓都不行。為了防止親王們有串通的機會,皇帝又規定,親王們終生不得相互見面,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見”。《明史·諸王傳》贊語評論說:“有明諸藩……防閑過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請而後許,二王不得相見。藩禁嚴密,一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