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身名俱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第6/20頁）

馮唐生不逢時，滿腹才華不被重用，金、張二家憑借僅憑貴族身份，就顯達朝野。16歲的王衍能被舉薦去平定邊疆，自己空有一身學問卻依舊默默無聞，古今之事，何曾有異？

甚至，現實比歷史還更為荒誕，更為嚴酷。

門閥制度的惡果很明顯，惡性淘汰機制浪費了大量人才，留下的只有出身貴族的子弟，表面繁榮的西晉，能沒有潛伏的危機嗎？

至否

好在王衍有自知之明，他也知道自己嘴上說說能行，實際打仗就太勉強了。他後來轉而開始研究老莊，進入玄學清談領域。沒想到，這個轉型太成功了，他居然成為繼何晏、王弼、竹林七賢之後，領導西晉清談的玄學大家，可見人給自己的定位，實在重要。

自何晏以來，大暢玄風，玄學思想家名家輩出，他們或狷介耿直，或蘊藉瀟灑，一時間，玄學名士成為文化界最流行的事！

嵇康被殺，竹林解體，並沒能制止玄學之風。西晉建國，隨著國家的安定、政治的寬松，玄學清談的風氣很快又被帶起來。不過，西晉的玄學家們和前輩們相比，明顯有很多不同。

首先，正始、竹林的玄學議題，都和現實有密切關系。他們的玄學思辨背後，會深深影響時局政治，所以那時候的玄談更加驚心動魄。西晉的玄學議題和政治的關系明顯弱很多，所以玄談變得更為“純粹”，玄學家之間的對立也沒有那麽尖銳。

其次，在正始、竹林名士那裏，玄學和世俗並不截然對立，所以何晏、夏侯玄、山濤等人，都很有政治成績。但是經過司馬氏血腥篡權，知識分子普遍害怕卷入政治惹來橫禍，所以西晉玄學家們崇尚務虛，把玄學和世俗政務完全對立。所謂：

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遊之業，卑經實之賢。（《晉書·裴傳》）

這種觀念導致的結果，是玄學家執政水平直線下滑，一旦有事發生，竟無人能挑起重擔。

最關鍵的是，正始、竹林名士，無不具有真性情、真思想，他們的風流，是由內而外散發的，並不刻意。但是到了西晉，名士們一味模仿前輩的瀟灑外形，刻意表現得與眾不同，營造不俗形象——而這種刻意模仿，恰恰淪為最俗氣的行為！所以兩晉有許多“名士”顯得故作姿態、矯揉造作，失去了天真爛漫的真情趣。

之所以和前輩們有這麽大的不同，歸結到底，還是文化修養的問題。

正始、竹林名士，個個都精通儒、道經典，具備極深的哲學修養和文學水平，所以他們能夠開啟一個時代的風氣，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哪個不是一代文宗？同時呢，這幾位都具備極其強烈的批判精神和獨立人格，也正因如此，他們與世俗決裂，是有著崇高理想做底蘊的。

西晉的玄學家們，在文化水平上明顯低了不止一個等級。西晉的玄談家們，有的甚至提倡不看書，根本不深入思考，所謂“讀幾句離騷，能喝酒，穿寬袍大袖”就可以成為名士。他們隨著性子隨便扯，也能扯得天花亂墜。

比如西晉有個“名士”庾子嵩，處處以老莊之徒自居，卻根本沒有讀過道家著作，甚至連《莊子》都沒讀過。有一次，他勉強打開《莊子》閱讀，只看了幾行字，就看不下去了，卻跟別人吹牛說：“我過去雖然沒讀過這本書，但天下的道理應該是相同的。今天看了看，果然和我心中想的一樣！”

就像今天某些人，能把所有經典都曲解成心靈雞湯、成功學，在他們眼中，儒家、道家、佛家、基督、共產主義、自由主義講的東西都一模一樣，都是教你如何獲得成功、如何活得快樂！這種人現在很有市場，也以雅客名士自居，庾子嵩恐怕與之類似。

此等貨色，怎麽能和何晏、阮、嵇相比呢？

還有，為了類比“竹林七賢”的名號，西晉的畢卓、胡輔毋之、謝鯤等八位“名士”常常聚在一起，自稱“八達”。可是“八達”具體都怎麽個“達”法兒呢？竹林七賢中，阮籍不是很愛喝酒嗎？劉伶不是喜歡在家裏脫了衣服嗎？於是，“八達”就常常聚在一起脫光衣服痛飲無度。

有一次，“八達”又聚到一起裸體飲酒，其中一位名叫光逸的來晚了，進不了門，於是光逸就在門外脫光衣服，從狗洞往內大喊大叫。胡輔毋之大驚，說：“這一定是光逸來了，別人是不會這樣做的。”於是開門把光逸放進屋，大家又不分晝夜繼續痛飲。

這種做法徒具形式，流於表面，讓人很是反感，甚至連真正的玄學家樂廣都笑著說：

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世說新語·德行》）

狂狷，如果不是為了追求理想所表露的反抗，只是為了表現自己的與眾不同，那麽狂狷就是最粗鄙惡俗的行為。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瀟灑的背後，是需要有思想做支撐的。缺乏了深入思想和獨立人格，西晉的玄風就變得徒具形式、蒼白膚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