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竹林名士——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第2/26頁）

當然了，和其他優秀人物一樣，阮籍年輕的時候也有政治抱負。他想做一番事業，建立功業、孝敬母親，然而殘酷的現實，卻不斷打擊著他的理想。

阮籍身處權力核心，所聞所見，都是政治最黑暗的一面——為了權力，曹操可以脅迫漢獻帝，曹丕可以任意折磨殘殺親兄弟，曹睿則蠻橫荒暴不聽勸阻，而號稱大家風範、伏膺儒教的司馬懿，更是表裏不一、奸狠兇殘。

於是，深受老莊思想影響的阮籍，開始有意無意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

史載，正始三年（242年），阮籍32歲，太尉蔣濟征辟阮籍為官，阮籍勉強從之，不久托病而歸。正始八年（247年），阮籍37歲，曹爽請阮籍出來做參軍。當時正是曹爽權勢熏天的時候，而冷靜理性的阮籍，卻對時局洞若觀火，知道曹爽做事輕浮，必然沒有好結果，所以也托病辭謝，隱居起來。一兩年後，曹爽就被司馬懿殺掉了。

對司馬懿來說，像阮籍這樣出身好、名聲好、才華好的“三好”名士，那是絕對的大名士，有極高的利用價值，所以司馬懿剛穩定了政局，就立刻召阮籍出來做官。

大名士的結果一般有三種：第一種，是政治投機者，通過“異見”謀取名望，條件成熟就積極投誠，所謂的“態度”，只不過是一種晉升的手段。第二種，一如何晏、孔融這類理想主義者，執拗天真、無法合作，最終被權力迫害。第三種，就如阮籍。

親眼見識了司馬懿的殘狠惡行，剛剛目睹了一場血腥屠殺，在暴力的脅迫下，阮籍只好暫時屈服，答應司馬懿出任從事郎中。從事郎中，按官制，是個僅次於尚書級別的高等官員，不過此時職權暗變，實際上變成了大將軍的顧問幕僚。阮籍出任從事郎中，沒有實權，徒具清貴之位，是個典型的逍遙散官。

阮籍這麽做，只為避禍而已，所以，他整日喝得酩酊大醉，絕不參政議政，徒具出仕之名，並無出力之實，可謂真正的“大隱隱於朝”。北宋陳師道評說“嗣宗（阮籍）出身而納智”，實在一語中的。

只有鬼神才知道我的忠心啊

司馬懿掌握了朝局、控制了皇帝，首都洛陽當然是沒什麽人敢出來直接反抗了。但是在地方上，卻不乏抵抗的力量。251年，太尉王淩在壽春（今安徽壽縣）起兵討伐司馬懿。由於司馬懿控制著皇帝曹芳，所以王淩打算另立曹彪為新君，擺脫投鼠忌器的被動局面。

曹彪是曹操的兒子，曹丕、曹植的親弟弟，也就是當年曹植寫《贈白馬王彪》的那個曹彪，此時已經57歲，爵號“楚王”。王淩是漢末司徒王允（《三國演義》中貂蟬的幹爹）的侄子，這時已經將近八十。王淩文武全才，名聲顯赫，是當時有名的忠臣。

其實，王淩起兵的事情早就泄密，司馬懿一直裝作不知道而已——此人心機，當真是深不可測。所以，當王淩真正舉兵時，司馬懿早就做好了一切準備。司馬大軍沿水路南下，直逼壽春。

王淩至此才發覺被司馬懿算計了。打仗就如下棋，對手實力相若，既失先機，再要搶回來可就難了，更何況面對的是司馬懿這個老狐狸。王淩心知必敗無疑，為了避免壽春城遭受戰火、連累百姓，他決定自縛到司馬懿軍前投降。

王淩綁了自己，對司馬懿說：“您直接下個文書命令，我就到洛陽了，幹嗎引大軍前來啊？”

司馬懿說：“您可是個詔書請不動的主兒，所以我只能親自前來帶您回去！”

王淩說：“太傅深藏不露，你可把我給騙了！”

司馬懿卻大義凜然、一臉正氣地說：“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都這會兒了，還用國家做幌子，還一副為國為民的假面孔！

歷史上無數鮮血淋漓的事實告訴我們，很多口口聲聲為國為民的，都是道貌岸然的野心家、偽君子，這類人其實最自私，真實目的就是為自己！“國家”“民族”“人民”等等，說到底，都是其滿足個人私心的遮羞布而已！

王淩被押送回京，途經已故忠臣賈逵的廟前，大呼道：“賈梁道！只有你才知道我王淩是大魏忠臣啊！”這種孤寂、無奈的表白，這種寄希望於鬼神理解的悲愴，令人聞之淒然，史稱隨從聽聞者，泣不成聲。

當夜，王淩把一些故舊下屬召來，向他們辭別，不無憤恨地說道：

行將八十，身名並滅邪？！（《三國志·王淩傳》引《魏略》）

然後服毒自盡。

司馬懿這次“平叛”，又大肆屠殺了一番，所有和此案有關的人基本都被滅族。王淩不用說，曹彪也被迫自殺。為了防止再有人另立曹姓諸侯王與自己為敵，他把所有曹氏王公全部遷到鄴城居住，並派官員嚴格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