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幹 王（第2/7頁）

理雅各的中文功底紮實，在神學上識見廣博，新教傳教會已委托他與翻譯名家麥都思（Walter Medhurst）一起“推敲怎樣把上帝（Deity）之名譯成漢語”。這讓他與洪仁玕關系更近。理雅各一生著述頗豐，他始終主張用“上帝”一詞，這與太平天國的用法一樣。太平天國最初便是由“拜上帝會”而來9。聖徒保羅在給希伯來人的信使書中說明了祭司國王麥基洗德（Melchizedek）［譯注：麥基洗德是古耶路撒冷的祭司國王，他向亞伯拉罕提供聖餐而從亞伯拉罕處收取什一稅。聖保羅試圖以此為例，向希伯來人證明上帝的普遍性］的典故，理雅各布以此來證明自己的神學立場。在理雅各看來，這種早期基督教的傳道方法似乎是一個完備的範例，後世的評注家可依此對《聖經》的內容“存精華，補不足”。按照這個邏輯，儒家並不完全反對基督教義，因為“上帝”一詞可散見於古籍之中。因此，理雅各認為：“《聖經》經文所累積的啟示證明了，上帝在世上其他地方有可能也留下見證，即使這些見證隨即為其他墮落的影響所歪曲。”10

理雅各與郭士立等幾位傳教士都對《以賽亞書》第49章11節、12節中的預言，另有一番解釋：

我將使我諸山為途，我之大路將為高。視哉，斯人將自遠方來，視哉，斯人將自北方西方而來，斯人將自秦之地而來。

在這些傳教士眼裏，“秦”（Sinim）指的就是中國，意指上帝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預言中國人也是上帝國度的子民。理雅各在1850年代後半正是以此為傳教布道的主題。11

香港自1841年建埠以來，就彌漫著悲觀氣氛，洋人和軍隊罹患熱病而喪生亦時有所聞，但是洪仁玕所處的1850年代的香港已日漸繁榮，尤其是維多利亞灣一帶。理雅各把這繁榮歸於太平天國以及廣州一帶秘密結社所造成的社會混亂，於是，1852年到1853年成了“香港繁榮的轉捩點”。當時，中國的有錢人家逃往香港避亂；房屋需求緊俏，租金上揚；原本稀落的街道，如今摩肩接踵；華人開了新的商行，為本地商業注入活力；英國皇家工程協會修建了規劃完善的道路、排水道和港口設施，英國人還種了灌木叢和竹子以改善空氣質量；加上路燈和路燈夫、壯觀的郵局以及從孟買來的園丁與郵遞員、新建教堂和堅固的房屋，種種變化讓這塊殖民地有了新風貌，只是外地人抱怨這兒的房租和唯一一家好旅館的價格過高。12

這塊小殖民地呈現了西方和中國最好的一面，也呈現了最壞的一面，它混合了這兩種文化。對於中國人和洋人來說，香港是一個大賭場。這裏有非法的鴉片貿易，詐騙綁架，以及幫派之間的殘酷搏殺。膽大的強盜利用新建的下水道作秘密通道，躲過地上的哨兵。香港的妓院數量曾比正當人家的房子還多。犯罪和暴力盛行意味著“經常使用絞架”，不管中國人、英國人，都是當眾絞死。13不過，華商也開始在貿易、地產和航運嶄露頭角。中國人研習英國法律。年輕的中國姑娘在特別的學校裏受訓，英語造詣頗高。雖然有些女孩後來和洋人私通，但其他的女孩仍可仿效卡德威爾（Daniel Caldwell）之妻——卡德威爾曾是香港探長，負責緝捕海盜，令人聞之喪膽，後來被升為登記注冊的主管官員，他公開迎娶了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國女子為妻。滿心困惑的理雅各如此說道：“有時，我會想象不列顛女神站在山頂，自豪地俯視著這座由她的兒子所建造的罪惡大城。”14

1857年1月，洪仁玕有機會目睹這塊殖民地所發生的一件較復雜的案件，有人投毒意欲謀害洋人性命，案子很快查到面包坊一個叫阿朗的華人身上，理雅各吃過兩次有毒的面包——清早及中餐時——但他大難不死，吃了毒面包之後大吐不止。輿情嘩然，復仇的呼聲甚囂塵上，很多人認為阿朗會被處以私刑，但結果並未如此。最後，阿朗在英國法庭上公開受審，最後無罪釋放，毒藥是面包坊裏兩個夥計放在面團裏，他們可能是受了那些痛恨英國人強行入城居住的廣州人所煽動。阿朗在審判期間（以及審判剛結束時）受到保護性監禁，他在監獄裏維持秩序，負責禮拜日教會禮拜流程，預先準備禱告書，讓“所有的參加者保持良好的秩序”。15

洪仁玕有了傳教士給他川資，於1858年夏天離開香港前往南京。他之所以在這時出發，可能是因為他的母親在那年夏天過世，此後便無牽掛。不過因為此去兇吉未蔔，所以他把妻兒和弟弟托理雅各家裏照看，直到他能派人來接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