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細解台灣鄭氏小朝廷（第4/7頁）

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權貴們正忙著“跑馬占地”，旗下農戶形同農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後”多少……

私有屯田制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根本，而為台灣經濟插上騰飛翅膀的，是鄭成功顛覆了中國五千年“農本商末”觀念的新舉措——以商養戰。

鄭家是海商出身，經濟理念自然不同於傳統士大夫，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在歸順清王朝後，即為清王朝上了《東南興商疏》，勾畫了一幅大力發展海外貿易，振興東南大地的宏偉藍圖，結果反被清政府認定此為“野心之舉”，招來了殺身之禍。而為人子的鄭成功，在台灣真正實現了父親的夢想。

早在收復台灣之前，鄭氏家族就擁有了一條遍布歐亞的貿易網絡。收復台灣後，鄭成功以此為線索，打造屬於“大明台灣”的貿易帝國。收復台灣前的抗清戰鬥中，鄭成功的大本營廈門，就被其由一小小漁村，變成中國東南最大的貿易港口。建制台灣後，鄭氏家族譴使四方通好，一面對荷蘭人實行經濟封鎖，一面與台灣周邊各政權建立良好貿易關系。台灣北邊厲行“閉關鎖國”的日本，在鄭氏集團的壓力下不得不網開一面，任由鄭氏家族取代荷蘭成為唯一的“貿易夥伴”，南部的菲律賓、馬來西亞、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區，都與鄭氏家族有貿易往來。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是鄭氏家族的重要“合夥人”，在英國人的周轉下，台灣的物產遠銷歐洲。台灣自鑄的仿西洋貨幣“六符幣”，是東南亞地區的通用貨幣……

商業發達，司法建設也不差。收復台灣後，即頒布“墾田”、“建軍”、“建政”三大法，不僅承襲了《大明律》的有關內容，還增加了保護商業利益，貿易糾紛仲裁，尊重私有財產，稅制清查等各項“進步內容”，即使與資本主義初期西方世界的商業法規相比，也毫不遜色。執法同樣嚴格，強調“法貴於嚴”，“法在必究”，鄭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後鎮吳豪，承天府尹楊朝棟等人，都因違反相關法令，被處極刑。

根據有關的史料記載，鄭氏集團時期，對日本的平均貿易稅收，每年約141萬兩，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稅收，每年約80萬兩，對東南亞諸國的貿易稅收，每年約128萬兩。而明朝末期崇禎年間國家每年全部財政收入，平均不過400萬兩。史載彼時台灣“田疇日盛，官民皆富”，誠非虛言。

而隔海相望的中國大陸，是東南五省遷界禁海，赤地千裏，百姓哭號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農抑商，嚴厲打擊工商業……

保守與進步，在台灣海峽之間，隔海相望。

五

說台灣的繁榮，奠基者是鄭成功，真正的實施者，是一個素來被史家漠視的人——鄭成功之子鄭經。

被漠視是因為其“劣跡”，公元1661年，鄭成功東征台灣，激戰正酣時，留守在廈門的他卻與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鄭成功大怒，一度要殺其泄憤。次年五月初一，氣病在床的鄭成功英年早逝，時年39歲。“氣死父親”，外加“亂倫”，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裏，自然屬“不忠不孝之徒”。

但這個“不忠不孝之徒”，卻實為17世紀台灣經濟起飛的締造者，萬千東南亞華僑的守護人。

公元1662年鄭成功病逝後，留守廈門的鄭經以長子身份繼業。但台灣本土鄭成功部將黃昭、蕭拱宸等人擁立其弟鄭襲為主，發動叛亂。屋漏偏逢連夜雨，清廷大軍逼近，兩面重壓下，鄭經拒絕了清廷要其歸順的要求，但留了談判底線：仿朝鮮例，不削發。穩住清廷後，鄭經率部火速東進台灣，打敗了黃昭的叛亂軍隊，殺擁立弟弟的伯父鄭泰，導致鄭泰部署歸附清廷，而後鄭經復歸福建。公元1663年清軍攻金門、廈門，在荷蘭艦隊的配合下連克數鎮，無奈之下鄭經東渡歸台，開始了他在台灣長達18年的統治。

亂倫，內鬥，元氣大傷，“子承父業”前的履歷，的確不怎麽光彩，但之後的18年卻足夠光彩——他締造了一個富庶的台灣。

先是子承父志，繼承了鄭成功的各類政策，休養生息發展經濟。金、廈之敗，讓鄭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國大陸僅有的落腳點，卻給台灣帶來了發展經濟的生力軍——5000福建難民。鄭經繼續屯田之策，削減賦稅，另遷宗室廣播台灣，開莊屯田，鼓勵工商業發展，且政府提供“啟動資金”，並有各類免稅優惠，史載從此後台灣“廣事興販”。商路開辟也大有收獲，與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國簽署通商協議，並嚴拒其“在台設教”，既爭取最大利益，又維護主權。這位在父親生前將其氣得七竅生煙的“逆子”，一點一滴，實現著父親興復台灣的遺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