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明末為什麽這麽窮

要說有一個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點，那恐怕就是一個“窮”字。

明末最大的特點就是窮，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禎在位的時候格外窮。先是政府窮，北方九邊的軍餉，除了遼東部隊可以保證足額發放（也經常晚發），其他的地區大都欠著。不管是打仗還是賑災，統統沒錢。當兵的也窮，拿不到軍餉就要鬧事，鬧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鎮壓，但連鎮壓造反的錢也沒有。沒有錢只能加稅，可老百姓也窮，交不上稅，就官逼民反，激起民變，民變了還是沒錢鎮壓。如此下來，內憂外患十幾年，拆了東墻補西墻，最後亡國，有說亡於李自成，有說亡於清朝，但觀整個過程，更像是經濟破產。

可就是這個窮得叮當響的明末，是現代中國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勃興”的時期，中國的南方，特別是東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蘇杭自然是天堂，吟詩弄月，小資情調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福建、廣東的海商們，也多富可敵國。後來清軍南下的時候，劫掠當地明朝退職官員的家產，好多都裝了幾艘船。像東林黨的那些骨幹們，比如“及時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銀就有470萬兩，折合人民幣上億。如此富庶的一個王朝，怎麽會窮死？

明朝滅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搞清一個問題：為什麽會窮？

一

說明朝的窮，第一個致命問題就是稅收。

明王朝的稅收體系，是朱元璋建國後建立的，主要是以收農業稅為主。世人都說明朝“重農抑商”，但明朝建國後，首先減免的就是商業稅，廢除了元王朝時期許多苛刻的稅務條令。明朝商稅主要分兩種，分別是“過稅”和“住稅”。過稅即貨物過境要繳納的稅賦，住稅即貨物儲藏、交易、買賣所要繳納的稅賦。明朝的農業稅，卻從一開始就不合理，雖然明朝的田稅總體很低，但是江南地區卻要征收重稅。農業稅的收入，在朱元璋時期占到國家稅收的九成，此時可以收取農業稅的土地總數，是中國歷史最高，有850多萬頃，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萬頃要高得多。所以從明朝建立後開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樂皇帝在位的時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運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後的帝王們都做不成的事，經濟基礎即來自於此。

事情到後來就起了變化，明王朝稅收裏有一個重要漏洞，就是士紳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稅。也就是說，整個國家的稅收，都是由中下層來完成。這個政策後來越發被人鉆空子，比如土地稅，許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稅特權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為“寄主”，以用來逃避賦稅。而後來明朝土地兼並嚴重，大量地主階層兼並土地，他們擁有廣袤的土地卻不用交稅，無地的農民，反而要承擔苛刻的稅賦，因此民變也就不斷。到了明朝“弘治中興”的時候，明王朝可以用來收取農業稅的土地，已經由朱元璋時期的800多萬頃下降到此時的400多萬，足足縮小了一半。為了應對稅收危機，從明孝宗朱祐樘開始，明朝主要是通過擴大稅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廣地區移民的方法來增加稅收，對於要承擔重稅的江南地區，明王朝也一直在進行改革，通過減免稅收流程，增加稅收效率的辦法，來盡可能地解決稅收矛盾。特別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時候，第一次開始大規模的征收海關稅，對外國貢使來華貿易，也開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關稅，但這些措施治標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時候，明王朝稅收幾乎到了“匱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斷侵擾，軍費激增，南方倭寇不斷進犯，東南的稅賦大半泡湯，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只能不斷在中路地區，尤其是江西、湖廣地區增稅，以及在西南地區把持貿易特權，通過與西南民族的“茶馬貿易”來擴大財源，這樣的方式只是拆東墻補西墻。明朝雖然平定了倭寇，撫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時，明王朝的政府存糧，竟然只能支持一個月。經濟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候了。

這時候，解決問題的辦法出現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張居正改革。

二

今天說起從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至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的張居正改革，總把其中的“一條鞭法”作為張居正的獨創成就。其實早在此之前，一條鞭法就已經產生。最早出現在宣德年間的江南，只是當時叫“征一法”。明朝經濟的重新整合，開始於張居正之前的隆慶皇帝朱載垕在位時期，當時主政的大學士高拱，已經開始在全國進行一條鞭法的試點，河南、江蘇、安徽，實行一條鞭法，幾年之後張居正推廣全國，已經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