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東林黨毀滅了明王朝（第3/4頁）

東林黨之所以壯志未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中的精英人物，沒有一個人有張居正那樣，可以切中明朝時弊，且思慮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間或有一兩句“閃光”的豪言，卻也不成體系，難成氣候。一個先天的差距是，東林黨的最初創始人，如顧憲成等人，多是罷官後回鄉講學，生活圈子極其狹窄，不像張居正們，曾真切接觸到民間的世情百態。他們的所謂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華泡影。另外東林黨的要員們，雖然論權謀手段尚有高手，可論施政能力，除了孫承宗、葉向高等少數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鳥。既無腳踏實地的構想，又無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僅靠道德說教，從來都是無法成事的。

而在道德層面上，盡管東林黨的大部分人，論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國家不是選雷鋒。在封建社會，官員的道德水平與實際工作能力，很多時候並不成正比，有時候甚至成反比，如張居正所說“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張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長，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將殷正茂，貪汙問題一直被詬病，但無論高拱還是張居正，都始終用人不疑。相比之下，東林黨人的行政方式，卻是道德壓倒一切，道德問題一刀切，為人處事，更拿道德帽子壓人。比如趙南星做吏部尚書時，就以清廉為標尺一刀切，罷免大批不合格官員，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東的“廉政標兵”袁應泰也因廉潔官升薊遼總督，然後被努爾哈赤打得丟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陽、遼陽等重鎮，一時間“邊防大警”。起家階段的努爾哈赤，也正是拜東林黨的愚蠢節節勝利。

而從明王朝當時內憂外患的局勢看，明朝面臨的兩大迫切問題：一是邊關告急，二是財用匱乏。前一個問題，在東林黨敗招叠出，努爾哈赤步步逼近時，幸虧東林黨內還有孫承宗這樣的人才，他只身赴遼東督師，提拔了名將袁崇煥，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滅亡時也無法攻破的關寧防線，為明王朝穩住了邊防大局，可這樣的人物在東林黨內鳳毛麟角。後一個問題，道德高尚的東林黨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稅收最突出的問題，是稅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後期以後，土地兼並嚴重，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國家可收的農業稅越來越少。要解決財政問題，就需要建立新的財政體系，擴大稅源特別是商業稅的收益。張居正改革時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針對東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門地主偷稅的行為進行嚴查，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但張居正去世後，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東林黨“眾正盈朝”時期，由於東林黨的大部分成員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極力反對國家加收商業稅，根據現有的奏折和《明實錄》記載，一旦國家有加收商業稅的動機時，東林黨官員就全體反對。比如崇禎元年清算魏忠賢後，兵部尚書申用懋請求國家整頓商業稅，擴大財源，隨即遭到剛剛“平反”的東林黨人攻擊，黯然去職。結果明王朝只能不斷增收農業稅，最終落得被農民起義滅亡的結局。

三

在“眾正盈朝”的前後時期，東林黨成員做的最大的一件錯事，就是坑害了戰功卓著的遼東名將熊廷弼，這件錯事的當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後被贊譽為東林黨楷模，後來冒死彈劾魏忠賢，死後被崇禎追謚為“忠烈公”的楊漣。

薩爾滸之戰後，明朝遼東形勢一時危急。萬歷三大征的勝利，與萬歷皇帝正確的選人分不開。薩爾滸潰敗後，萬歷皇帝知錯就改，起用監察禦史熊廷弼巡按遼東，節制遼東軍務。聞聽此人來，明朝降將李永芳慌忙對努爾哈赤奏報說：“有此人在，我等危也。”

熊廷弼，字飛白，湖廣江夏人，是個脾氣和能力一樣彪悍的人。做禦史時，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歡罵人，到哪裏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強悍，李成梁放棄六堡時，當時滿朝皆贊嘆李成梁“招撫十萬”的功勛，唯獨他一眼看穿，驚呼“遼東從此無寧日”，事實果然印證了他的判斷。正是他的這番表現，令萬歷慧眼識英雄，委任他鎮守遼東的重任。

熊廷弼到任後不負所托，先整頓軍紀，把薩爾滸之戰中臨陣脫逃的李如柏下獄，逼得李如柏上吊謝罪。繼而單騎闖遼東，勘察撫順軍情，在努爾哈赤的地盤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膽”，此舉使他對遼東軍情了然於胸，繼而大刀闊斧，提出了“先守後戰”的思想，一面加強防務，一面大搞“人民戰爭”，派大量遊擊隊進入努爾哈赤統治區搞破壞。雙管齊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來後，努爾哈赤未敢有輕舉妄動，熊廷弼乘機修繕工事，招撫流民，選練精兵，整軍備戰。薩爾滸戰敗後士氣低落的明軍一下子“風紀大振”。此時的努爾哈赤尚無生產能力，專靠劫掠為生，熊廷弼此舉，等於卡了他的喉嚨。不甘坐以待斃的努爾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後的第二年五月，即萬歷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發動了對熊廷弼的試探性進攻，結果在浦河遭到打擊，損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轉蹙”作戰思想（即依托防禦工事和遊擊隊騷擾困死努爾哈赤）開始奏效。晚清軍事家曾國藩讀到此事後曾感慨說：“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