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十六世紀的中國海商們(第2/6頁)

“海禁”口子的松動,是在明朝“靖難之役”結束,永樂皇帝朱棣登基後第二年開始的。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永樂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廣州三地重開市舶司,尤其是廣州市舶司,不久之後由宦官監管。朱棣有此舉,一面是為即將開始的“鄭和下西洋”做準備,另一面也是為加強對官方“朝貢貿易”的管理。明朝海禁與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並非“閉關鎖國”,而是將海外貿易權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進行官方貿易。但這種官方貿易基本是“花錢買面子”,往往都是花買人參的錢換外國人的蘿蔔,以體現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兩個縫隙,也在此時產生——私貨與互市。

所謂“私貨”,就是外國來朝貢的使團,除了攜帶進行朝貢貿易的貨物外,往往還夾帶許多私人貨物,用以進行私下貿易。而貿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監管下,與當地商人進行“互市”。這種情況在永樂元年就曾發生,渤泥國使者在南京與當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請示朱棣是否征稅,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稅。這以後很長時間,對“互市”少征稅甚至不征稅,就成了慣例。如此一來,大批外國使團“朝貢”時,都爭相夾帶私貨,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貢貿易還要熱鬧。歷經朱元璋時代打壓的中國海商,就這樣緩慢地復蘇起來。

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統年間,情況繼續起變化,彼時明王朝承平日久,東南沿海經濟發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壟斷的商業走私活動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擊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嚴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頓,嚴禁沿海邊民私下與海外商人貿易。但新海商勢力還是發展起來,比如在福建,就出現了專門交易走私貨物的“鄉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網絡,並在正統年間演變成轟轟烈烈的鄧茂七大起義。起義雖然被明王朝鎮壓,但彼時明王朝剛剛經受“土木堡之變”,國家元氣大傷,因而對參與叛亂的眾多走私勢力“脅從不問”。顧炎武的《日知錄》上說此後“私通番者益多也”。

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開市舶司後至15世紀末的這近一百年,中亞國家戰亂,陸上絲綢之路今不如昔,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在歐洲國家價格暴漲,而轉運東方貨物的“馬六甲航線”,這一時期正控制在西亞和東南亞國家手中,他們通過“朝貢貿易”得到的中國貨物,向西方國家高價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後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貢貿易”的負擔。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國朝貢使團往往違反規定,帶來超過限額的貨物進行交易,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單全收。“朝貢”的越多,明王朝賠本也就越多。同時明王朝土地兼並嚴重,自明英宗朱祁鎮在位開始,國家田賦收入連年銳減,朝貢貿易也就越發力不從心。

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調整,規定凡外國來華貿易的貨物,但凡“私貨“,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稅。從此開始,原本負責監管私貨貿易的市舶司,職責更多轉向了稅收。原本由市舶司監管的“私貨互市”,改由市舶司在當地組織“牙行”來完成。所謂“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當地人組織市場,管理“私貨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當地“有抵業人戶”,其實就是與市舶司關系密切的當地商人。此時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時期,先是劉瑾亂政,繼而劉六劉七起義,隨後明武宗又北伐蒙古,遊獵四方,上上下下花錢的地方很多。經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廣東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銀就達30萬兩,給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從此時起,市舶司的職權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勢力借助“牙行”掩護,走私活動日益猖獗。

觀明朝立國之後的海禁政策,至16世紀初葉,可謂演變甚多,海禁的嚴厲程度,可以說是時緊時松,但總的趨勢,卻是越來越松。此時明朝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初興,東南沿海海商勢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許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權限,也在一步步縮小,原先的包辦一切,變成越來越多的放權。但與此同時,從永樂至正德年間,明朝市舶司的關稅收入卻在直線上升,早年的“花錢買面子”,變成此時稅額日益增加。海商權限的擴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實亡,已是大勢所趨。此時,一個外來因素的加入,給這個大趨勢加了催化劑——葡萄牙人。

這時正是16世紀初葉,西方“新航路開辟時期”,葡萄牙船隊一路拓展,先擊敗壟斷印度洋貿易的印度艦隊,又占據馬六甲,下一個目標就到了中國。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訪中國,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隊抵達珠江口,他們要求與明朝政府貿易,因為拿不出明朝朝貢貿易的“勘合”(貿易許可證),遭到明朝政府拒絕。不過,葡萄牙人發現了另一群人——廣東當地的走私商人們,他們主動與葡萄牙進行交易,且給葡萄牙人做向導。通過在廣東“牙行”供職的商人牽線,葡萄牙成功向廣東鎮守太監行賄,獲得了入京覲見朱厚照的機會。孰料好景不長,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對葡萄牙采取了強硬態度,不但驅逐了廣東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調動水師,在廣東屯門、西草灣兩次痛擊葡萄牙艦隊。眼見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沒戲,葡萄牙開始和沿海的海商們勾搭連環。這些常年在東南沿海搞走私貿易的海商,在當地熟門熟路,且飽受明朝政府打壓,自然樂意與葡萄牙合作發橫財。從此,葡萄牙人、倭寇、東南海商聯合作亂,反復騷擾東南沿海,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時期開始的“倭患”。